路人甲

　　日前公眾輿論關注的福建趙宇「見義勇為反被刑拘案」有了最新的進展，福州市晉安區檢察院經審查，對趙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本應是一個簡單案件，但短短兩周內，劇情反轉再反轉，成為了一奇葩案件。為何案件事實清楚，但同是司法機關的公安局和檢察院，前後很短的時間內分別做出了不同的法律處置？該案至此，再次充分暴露出，內地司法實踐中的對於「正當防衛及其必要限度」的司法解讀一直是一個法律難題。

　　趙宇的行為首先是制止李某對他人不法侵害，所以見義勇為這個大前提，應該是沒有異議的。關鍵在於李某轉而首先攻擊「拉架」的趙宇，趙宇「防守反擊」，法律關係急速轉換。此刻公安局和檢察院對於趙宇的是否屬於「正當防衛」及其「必要限度」做出了不同的法律解讀，所以才有了趙宇案的一波三折。就像所有爭議的正當防衛案件一樣，焦點都在於防衛的時間是否適時和防衛的限度是否適當。

　　法規已落後於實踐？

　　從昆山反殺案，到此次趙宇「見義勇為反被刑拘案」，可以說，如果不是公眾輿論的聚焦和熱烈關注，當事人的命運，或截然不同。但是，不是每一個案件，都能受到輿論的關注，這不可能，也無必要。一方面，法律必須保持獨立精神，不能被外力干擾，但另一方面，強大的輿論，畢竟也代表了民意的合理部分，那就是有關防衛過當的法律規範，明顯已落後於實踐。

　　正常來說，如對正在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等犯罪行為進行防衛的時候，現場都是生命的萬分危急時刻，這個時候，還要求正當防衛者，對施暴者的防衛不超過必要的限度，不造成對罪嫌的傷害，除非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應急部隊才能掌握好這個度。所以，既有的法律規範范，把每個面臨生命危險的人，在此背景下，還仍然設置成「理性人」，從而制訂出相關系列規範，這是法律對於防衛者的高標準要求，實質上就是對壞人的縱容。

　　更何況，從當年老人倒地扶不扶的猶豫開始，正義與道德，被迫步步在退縮。改開40年，社會的財富急速增長，然而，社會的正能量，似乎並未同步增長，見義勇為者付出的成本在不斷增加，情況不容樂觀。

　　法律規定簡單明了，實踐中的具體操作卻異常複雜。所以最高檢和最高法有必要從立法源頭上，對見義勇為和防衛的必要限度，做出專門的詳細的創新的司法解釋。

　　必須從制度上做出創新，對於見義勇為和正當防衛者從法律規範上做出扶持。從制度上減少見義勇為者的法律風險和成本，這是趙宇案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