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和匯聯研究員、英國肯特大學商學院博士生導師 田堃

　全球金融市場近期值得留意的，不只是AI股價和油價波動，還有私人信貸這條暗流。金融穩定理事會本月在倫敦開會後提醒，全球金融體系仍面對多重脆弱性，私人信貸快速擴張，部分業務尚未經歷長期經濟下行考驗。由於私人信貸定義和披露口徑並不統一，金融穩定理事會上月仍以各轄區可比數據作最新監管估算：全球私人信貸規模已達1.5萬億至2萬億美元，並且銀行、資管公司、保險機構和私募股權基金之間的連接正在加深。

　香港私貸區域角色增強

　私人信貸本身並不是洪水猛獸。它為不少中型企業提供了比銀行貸款更靈活、比公開債券市場更訂製化的融資渠道，也為長期資金提供了新的收益來源。問題在於，當一個流動性較低、估值不透明的市場，被包裝成「高息、穩定、低相關」的產品時，風險就容易被低估。金融穩定理事會特別提到，成員轄區已能掌握的銀行對私人信貸基金直接授信約為2200億美元，商業估算則介乎2700億至5000億美元；借款人信用質量、估值做法、行業集中度和基金贖回安排，都可能在壓力環境下放大波動。

　把全球規模放到香港語境，重點不是尋找一個本地對應數字，而是看資金和制度如何承接。香港雖未公開單列私人信貸規模，但其龐大的資管和私人財富管理基礎，意味着相關產品一旦在亞洲擴張，香港很難置身事外。私人信貸與香港的關係，更多體現在募資、分銷、託管、估值、法律重組和風險管理等制度環節。今年1月，KKR在香港宣布完成25億美元亞太私人信貸募資，正說明香港作為區域私人市場節點的角色在增強。

　我的判斷是，香港面對私人信貸，不宜簡單把它當成下一個高收益賣點，也不應因全球監管警示而迴避這一市場。更合理的方向，是把透明度和風險定價做成香港資管業的新競爭力。資金可以是私募的，披露標準、估值紀律、投資者適當性和風險傳導監測卻必須更清楚。

　宜建立高標準產品治理

　對工商界和高淨值投資者來說，關鍵問題不是票面收益率有多少，而是收益率背後承擔了什麼風險。貸款集中在哪些行業？借款企業現金流是否足以付息，還是依賴以債付息？資產由誰估值，多久重估一次？基金是否設有贖回閘門，觸發條件是否清楚？若借款人重組，抵押物和債權執行能否跨境落地？這些問題聽起來細碎，卻決定了私人信貸在壓力時是「收益增強工具」，還是「看不清的風險盒子」。

　香港可以做的，正是把這些細節制度化。香港證監會近年已就封閉式另類基金上市提供監管指引，涵蓋私募股權、私人信貸、基建股權和基建債務等資產類別。下一步，市場還需要更成熟的估值機構、基金行政管理、第三方盡調、貸款組合數據服務、法律重組服務和銀行風險管理框架。私人信貸若要在亞洲健康發展，不能靠基金經理講故事，而要靠一整套可核查、可比較、可追責的市場基礎。

　這也關繫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新加坡、東京、迪拜等地都在爭取另類資產和家族辦公室業務；內地企業在轉型、併購、出海過程中，也會產生更多非銀行融資需求。香港若能在私人信貸上建立高標準產品治理，既可服務亞洲企業融資，也可保護投資者信心。對一個以規則、專業和跨境連接見長的城市來說，重要的不是把更多複雜產品搬進市場，而是讓複雜產品變得更可理解、更可定價、更可管理。

　私人信貸進入壓力測試期，恰好給香港一個提醒：財富管理競爭已經不只是產品貨架競爭，更是風險解釋能力的競爭。我的看法是，香港應把私人信貸的全球風險警示轉化為本地市場建設機會。只要透明度、適當性和風控能力跟得上，私人信貸可以成為香港資管生態的一部分；若這些基礎跟不上，高收益故事越動聽，未來調整時的代價也會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