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甘肅省政府新聞辦舉行的「2026甘肅·慶陽岐黃文化論壇」新聞發布會上，甘肅省文物局副局長潘涌表示，南佐遺址是實證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關鍵遺址、填補區域文明空白的關鍵節點、彰顯文化自信的關鍵載體。

    坐落於慶陽市董志塬上的南佐遺址，今年4月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份重量級考古成果，將黃土高原五千年前的都邑圖景帶到公眾面前，也為慶陽增添了分量厚重的文明坐標。

    這處深埋於董志塬之下、距今約5100年至4700年之間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都邑性聚落，以約600萬平方米的總規模——相當於8個故宮大小，以及中國古代目前所見年代最早、最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軸線格局，把黃土高原在中華文明起源版圖中的坐標，從「邊緣補充」重新標註為「核心承載」。

    南佐遺址的震撼，首先來自於它的「都邑性」。核心區約30萬平方米，由9座大型夯土台、大型建築群與環壕圍合。北部中央坐北朝南的「一號院落」達4000平方米，其中F1主殿約824平方米，前廳後堂、中門正對大火壇，6層白灰面「精裝」地面。

南佐遺址出土的文物

    更關鍵的是布局邏輯：九台東西對稱、核心院落中軸貫通、主殿居中央、火壇嵌中軸，層層遞進、封閉有序。這種「擇中而居、中軸對稱」的規劃，將中國古代都城古典布局傳統的源頭上推至五千年前，被學界稱為「最早的紫禁城」。

    出土物同樣顛覆認知——成套的彩陶瓶、白泥堆紋罐、白衣陶簋、石鏃、骨鏃等高等級器物，大量炭化稻米與粟黍共存，顯示當時不但有了較高水平的專業化分工，而且已出現禮制和階級分化，還存在着跨越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的遠距離交流。

    五千年前黃土高原是不是文明「邊緣」？南佐遺址用宮殿建築、史前水利、成套禮器、稻米作物一同作答——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佐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韓建業指出：「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遺址，是黃土高原上最早出現國家社會的標誌，為中華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實證。」

    長期以來，學界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認知多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而南佐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成果，改變了學術界對黃土高原和黃河流域文明進程的認知，充分證明隴東黃土高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之一，徹底改寫了北方早期文明分布格局。」——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這一結論，不僅凸顯了慶陽隴東地區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關鍵性地位，也讓慶陽從歷史後台走向文化前台。

    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對南佐遺址而言不是終點，而是系統性保護利用的起點。此次發布會也釋放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南佐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已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

南佐遺址出土的文物

    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深化考古研究，圍繞黃土高原早期文明、國家形態、隴東地位推出高質量成果；加快保護規劃編制，建立全域管控體系；以專題展覽、公眾考古、研學體驗、文創開發等多維度、多渠道、全方位開展推介宣傳。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積極謀劃建設南佐遺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意味着，作為新時代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成果，南佐遺址不僅是慶陽的文化財富，更是展示中華早期文明輝煌成就、傳遞中華文明獨特魅力的重要窗口，也將成為慶陽集考古科研、保護展示、社會教育、文旅融合於一體的文化新地標。

    「目前，南佐遺址保護規劃編制工作已圓滿完成，南佐遺址保護立法、南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編制同步啟動。籌建中堅持保護研究優先，着力推動遺址活化利用，充分彰顯南佐遺址重要社會價值，助力地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慶陽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負責人說。

    回望考古歷程，南佐遺址早在1957年被調查發現，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先後開展多輪發掘。2021年至2025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等，對南佐遺址開啟新一輪大規模發掘勘探，5年累計發掘面積4000平方米，一次次刷新人們對隴東黃土高原的認知。

    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考古歷程，從最初的田野探訪終登「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榜單，南佐遺址的故事還遠沒有結束。隨着考古工作的持續深入、保護體系的不斷完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謀劃推進，在黃土大塬上沉睡數千年的南佐遺址，將持續釋放深厚的文明力量，賦予慶陽更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自信。（記者 陳宏岩 通訊員 閆慧）

    頂圖：南佐遺址大型夯土建築群發掘作業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