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時，首次以"新常態"一詞描述中國當前經濟狀況。隨后的11月，習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中，又明確了經濟新常態的特征。應該說，當前錯綜復雜的全球經濟局勢和格局，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就國內環境來說，整體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恐將持續一段時間，如何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率，進一步深化改革，為中國經濟下一輪中高速增長找到新的發展動力，如何未雨綢繆，既著眼于大局又盡早防范各類風險隱患，成為宏觀決策的關鍵之一。日前，由《財經》雜志等單位主辦的 2015"預測和戰略"財經年會在北京召開，各路精英各抒己見，探討和謀劃中國的變革與突破。

 

　　堅守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從經濟增長質量、增長速度和改革三個方面，闡述了新常態下要確定增長質量導向的問題。

 

　　劉世錦表示，從經濟增長質量角度來看，最近一兩年，在增長速度回落的同時，結構轉型已經取得了轉折性變化。而轉型期間最容易出問題的幾個因素也在可控范圍：就業，就業盡管存在著結構性的問題，比如說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但總體上看，就業的壓力并不是很大，有些地方還存在招工難的問題；資源環境方面，霧霾天氣壓力很大，但與此同時，節能減排正在取得重要的進展；財政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可以。財政金融風險，在不少方面確實是在增大，但是，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我們守住了。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速度方面，應以質量指標來倒推速度指標。他建議設立六個質量指標：就業可實現、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和這些指標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好的速度。過去保持高速增長的時候，各方面好像顯得很好，現在速度降下來以后，很多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所以對防控風險必需要高度關注，即使其它指標難看一點，但如果不出大的危機，不出大的風險，我們守住了底線，就是很大的成功。

 

　　有關改革問題，劉世錦認為，有一部分改革能夠帶來經濟增量，但更重要的是可改善投資的效率。有一些改革，可能短期之內對增長有一些沖擊，比如這兩年的反腐敗，可能減少了一些需求，但那些需求很大程度上是浪費，這種需求沒有就沒有了，問題是要把這部分錢轉化為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帶動更高效率的增長。當然在目前的轉型期間，最好是能夠找到一些既能帶來需求增量又能提高效率的改革。

 

　　變局對2015年產生深遠影響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分析認為，世界金融危機后的六年，全球的變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化正在出現新的變局。全球化對世界帶來的一個最重要的風險，就是所有的區域經濟的方案中，絕大部分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受到了屏蔽。從全球化變局看，發展中國家如何參與到開放之中，是一個挑戰；第二，新科技革命正在形成。他在東部沿海地區調研中看到，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中小企業家說的最多的話是用機器人替代勞動力。因此，世界新科技革命很可能會像熊彼特所說的造成創造性毀滅，對過去的一些經濟結構、經濟趨勢帶來一種不確定性的變化。第三，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后，全球正在進入新一輪經濟調整過程中，新興經濟體開始進入到一個長期經濟下行和減稅的通道。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看到中國也在發生的三個方面的變局：第一，中國最新的宏觀政策在調整，一個表現就是開始降息。中國經濟在全球變局過程中，現在的下行壓力是相當大的。對中國來說，采取各種短期的、中期的、長期的政策來擴大內需，就變成經濟變局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二，中國領導人在前不久召開的APEC會議上提出全方位互聯互通和建設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議，在這個時期，中國正在開始積極推動走出去，為世界創造需求和投資；第三，在APEC會議上，中國政府作出承諾，2030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將達到峰值。也就是說2030年以后，無論是中國GDP如何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中國的二氧化碳都進入絕對減排的階段。而且中國政府承諾，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間的比例要達到20%。

 

　　綜上可以看到全球的變局和中國的變局促成了2014年的拐點，并將對拐點以后的2015年產生深遠的影響。

 

　　英美未來將左轉歐洲將右轉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在會上分析，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了六年多，到現在為止，世界出現了幾個新的多元化板塊。

 

　　第一個板塊是英國和美國。美國跟英國的經濟，在發達國家的陣容中間恢復是最快的。但必須強調，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在失業率下降，增長速度逐步恢復的過程中，還隱含著非常明顯的社會問題，那就是有大量的低端的就業人口，就業質量并不高，還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大軍的組成部分，已經長期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是社會問題。所以，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英國跟美國整體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可能有一個向左轉的過程，將更加強調社會的再分配，將更加強調公平性。

 

　　第二個板塊是歐洲大陸。歐洲大陸在過去五、六年中間，在財政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去年4月12號為標志，希臘重新返回國際金融市場，重新發債，有八倍的超額的認購，這表明歐債危機基本上已經結束了。但是，歐洲的問題是貨幣政策仍然十分吃緊。因此不像美國和英國，整個資產價格還沒有得到恢復，拖累了整個金融業的恢復，再加上最近一段時間對俄羅斯的制裁，使得德國經濟受到了一定的打擊。估計明年歐洲的央行會采取各種措施，實際的或者名義上的，或者是暗中的，放松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撐歐洲的發展。

 

　　第三個板塊是日本。日本從各個方面都看不出經濟恢復的苗頭。財政上仍然是巨額赤字，仍然是高額債務，加稅的空間非常小。外貿上講，地震之后，由于核電站沒有完全恢復，大量的依賴能源進口。最近十幾個月來，日本都保持著外貿逆差，勞動力市場也沒有明顯的改善。結構改革到目前為止沒有開始，日本經濟恐怕將面臨進入第三個失落的十年的困境。

 

　　第四個板塊是新興市場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是非常多元化的，有的國家已經采取了措施，進行新一輪改革，有的國家還沒有動。

 

　　歐洲的情況，整體上講，在新一輪的政治選舉中間，恐怕有一個向右走的過程，跟美國的情況正相反。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們，應該采取非常靈活、非常務實的策略。美國和英國，是我們出口的重要市場，應該抓住英國跟美國經濟恢復的機遇，歐洲資產價格還沒起來，因此，應該是一個走出去投資的重要場所。進入其它新興市場國家，應該采取多元化的策略，根據具體國家不同情況加以施行。

 

　　改革本身就變成了一個新常態

 

　　財訊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財經》雜志總編輯王波明表示，從環境角度來看，我們看到了一個可能的未來的新常態。十八大以后，特別是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對于依法治國都有新思路，新一屆領導班子給我們帶來了非常不同于過去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一個新的標志，我們稱之為"新常態"。

 

　　王波明認為，新常態現在大家主要在談經濟領域，但這個新常態，更多的不是經濟領域的東西，會對全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方面，社會改革方面，社會管理體制方面，都會給中國帶來一個新常態。

 

　　王波明表示，今后很長一段時間，改革本身就變成了一個新常態。今天來看，推進改革的速度還是有一些不盡如人意，很多社會經濟問題都是一種頑癥，可能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這種東西，可能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變成了一個常態。

 

　　在環境治理上的常態，改革上的常態，還有社會體制改革，法制領域的改革，這都會變成中國未來的常態。而且這些新常態，將決定著中國未來三十年的走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