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

　　行政長官梁振英新一份施政報告，點名提到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直言我們不能不警惕其包括「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和「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道路」等錯誤主張，引發了反對派對「港獨」的激烈反彈，以至蓋過施政報告其他經濟民生等議題。

　　港獨牽涉憲制問題

　　基本法第1條開宗明義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顯而易見，當中絕不存在「港獨」空間。這是一個毋庸爭議的大前提。

　　雖然，基本法第34條也指出，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不過，一如其他自由，相關的學術自由不是無限的。例如，我們享有人身自由，但仍會被判入獄;我們享有言論自由，但就不能誹謗;我們享有示威自由，但要申領不反對通知書;凡此種種，有關自由都受法律限制。

　　的確，基本法第23條尚未立法，如何立法禁止包括分裂國家的行為，暫時未有具體清晰的條文。究竟是討論層面、策劃層面、抑或執行層面才是違法，現時實在無法釐清。是故，施政報告所用字眼，也僅僅是「警惕」二字，而非別的。

　　可以說，「港獨」乃非常重大的憲制問題，退一萬步言，行政長官要求事前「警惕」絕對有其必要。事前預防從來比事后懲處重要，以免造成無可挽回的嚴重后果。好像香港實施槍械管制，就是一個事前預防的處理;反過來說，要待開槍殺人才拘捕治罪，則恐為時已晚。亦如「占中」，有關主張隨時日滋長，惡性影響有目共睹。可以肯定，「港獨」較諸槍管、「占中」，重要性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既關系全港市民福祉，也牽涉到國家完整問題。

　　對青年是其是非其非

　　何况，《學苑》所提倡的，已非討論層面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有結論的主張，包括所謂「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和「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道路」，當中更具體提及「武裝獨立」、「境外勢力扶植獨立」、「政治協商式獨立」三種「港獨」方式。而且，《學苑》雖是學生會產物，但更應以一般刊物觀之，并非什麼嚴謹的學術研究，畢竟不是任何由學生編撰的都是學術研究。假如有學生鼓勵殺人行為，又是否不應予以「警惕」?正如「犯罪心理學」中，當然研究分析了違法行為，但不可能是鼓勵他人犯罪。

　　最近在政改問題上，反對派一再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根本就是挑戰中央在港的憲制角色。至於《學苑》的相關主張，更是企圖漠視中央在港的憲制地位。「后占中」時期其中一大工作，正是對青年「是其是，非其非」，以免部分人士一錯再錯。為了青年好，也為香港好、國家好，行政長官的「警惕」，無疑是理所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