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官員獨董”，尤其是“退休官員獨董”的現象頻繁上演。近日，有媒體曝光，有22名退休官員在市值前100的上市公司中擔任獨董。其中，也有部分退休官員，在其擔任獨董的期間，仍然能夠獲取40余萬的高額年薪，由此引發了社會的熱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兩年時間內，我國不少上市公司卻上演了轟轟烈烈的獨董離職潮。但是，在這一輪獨董離職潮的背后，卻存在不少獨董“被動離職”的狀況，并由此引發人們的深思。

　　實際上，究其原因，歸根到底，還是在于前兩年中組部下發的，被稱為18號文的《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所影響。顯然，在新規之下，不少官員寧可選擇被動離職，也不想遭到輿論的抨擊。至于部分退休官員，即使其到部分上市公司兼職或任職，但仍然受到了嚴格的把關。

　　談起獨董制度，其實，這一制度并非屬于中國內地的首創產物，而其起源地則是來自于美國。對于中國而言，也就是在14年前，即2001年，獨董制度才得以正式確立。

　　按照相關規則，擔任獨董一職的，需具備幾大條件。其中包括了獨董需要獨立于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或與公司經營沒有重要業務聯系及專業聯系；獨董需要對公司的事務進行獨立性的判斷。同時，獨董不僅要為公司服務，而且還要維護好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顯然，從本質上看，獨董制度的設立意在壓制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現狀，以打破大股東權力與責任極其不對稱的局面，力圖促進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優化，并最終保障中小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遺憾的是，多年來，在實際操作中，獨董這一職位卻變成了擺設，甚至滿足了部分官員福利訴求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縱觀A股市場上市公司的獨董薪酬，雖說整體年薪并不高，但核心在于這些官員獨董的“隱性收入”卻是無法估量。按照以往普遍的做法，部分官員，尤其是退休官員，借助自身的影響力，到部分上市公司擔任獨董一職，而后再借助相關的渠道大肆撈金，以滿足自身的福利欲望。

　　與此同時，在官員擔任上市公司獨董的時候，上市公司高管也是相當地熱情。顯然，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聘任官員乃至退休官員作為獨董，一方面利于疏通官商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則借助官員或退休官員的影響力，進而達到規避諸多監管的目的，為其開展進一步的牟利創造出極佳的政策環境。

　　此外，對于上市公司來說，它們對官員及退休官員也是相當地“照顧”。不可否認，官員及退休官員擔任獨董的薪酬確實滿足不了它們的欲望，而此時，上市公司高管卻通過“送內幕信息”等手段來為這類官員創造更多的“隱性收入”，為其實現更大的“增收”。

　　因此，鑒于上述的現象，受到“照顧”的官員及退休官員，也會在發表意見的同時，充分考慮到相關上市公司的利益，甚至完全偏向于上市公司。如此一來，即使上市公司的決策對中小投資者的切身利益構成沖擊，獨董也未必會給中小投資者爭取更多的權益。

　　顯然，長期下來，我國的獨董制度已然遭到了變味。至于獨董的“獨立性”、獨董的“專業性”以及獨董的“盡職盡責”使命等，也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揮。由此可見，在此環境下，中小投資者的切身利益又怎能得到合理地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