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帶來的“鲇魚效應”意味著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可能會遵循著“以競爭求合作”的原則，多邊組織之間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也緩和了大國競爭，淡化了地緣政治競爭的色彩。

　　亞投行的意向成員國就亞投行的章程進行的談判意外的順利，年底之前將投入運營，從倡議到實施再到運營，亞投行也成為了多邊金融合作平臺的高效率的典范。與此同時，日本首相安倍宣布未來5年將投入1100億美元用于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此外，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也宣布在未來3-4年向印尼提供110億美元貸款，支持該國的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

　　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亞投行、亞行和世行呈現出相互競爭的態勢，對于這種局面，亞洲國家當然是樂見其成。就在半年前，這種場景是難以想象的，亞投行的出現就像一條鲇魚一樣，讓世行和亞行放下了傲慢與偏見，為亞洲的基建和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

　　亞投行的倡議得到了50多個國家的響應，而且在短短半年的時間里完成了章程的談判。而日本和美國最終拒絕加入其中，自我孤立于亞投行所代表的變革。當亞投行已經塵埃落定了，日本和美國顯然是著急了，必須扳回一局。

　　世行和亞行的背后是美國和日本，對亞洲國家實施的基建貸款帶有明顯的競爭色彩，就世行來說，它的服務對象是全世界，除了亞洲之外，非洲、拉美都需要基建的投入，但對印尼的慷慨顯然是為了與亞投行爭奪影響力。

　　日本首相安倍則有些“氣急敗壞”了，未來五年投入1100億美元，其中亞行的貸款有530億美元，這一數額也是針對亞投行1000億美元資本金來的。

　　亞投行至少在兩方面刺激了日本：一是推動亞行的增資和投票權的改革，亞洲經濟形勢與亞行成立時已經迥然有別，日本和美國把持著投票權，顯然讓亞行的“亞洲”屬性大打折扣。二是中國居然可以號召起如此之多的國家加入到亞投行，自視清高的日本則“自我孤立”了。

　　為了重塑亞行和日本在亞洲經濟中的地位，安倍的1100億美元的決策帶有強烈的競爭色彩，而且在其發表的演說中不斷詆毀中國及其亞投行，告誡自己的聽眾“買便宜東西會損失錢財”，同時承諾要在亞洲推廣“高質量”的基礎設施。

　　如此赤裸裸的“挖墻腳”行為，有損于日本的大國形象，難怪新加坡學者馬凱碩就說，日本還是老一套策略。顯然，安倍的眼睛盯著中國，而忘記了自己的服務對象是亞洲國家。柬埔寨商務大臣表示，希望世行和亞行不要“懲罰”使用亞投行資金的國家。

　　對這些國家來說，三家多邊機構的競爭是最理想的結果，中美日三大國競相提供公共產品，為亞洲的持久繁榮注入了活力。

　　對日本來說，即便投入1100億美元，也失掉了影響亞洲的關鍵性機會，也意味著日本在短期內恐怕不會加入亞投行，而是要繼續“特立獨行”。

　　亞投行的存在也迫使日本在亞行改革方面加快步伐，中日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局限于雙邊領域，而是亞投行與亞行哪個機構更高效，更具有可持續性。中日之間呈現出更多的“競合”態勢，也就是能夠有多少朋友和伙伴。

　　亞投行帶來的“鲇魚效應”意味著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可能會遵循著“以競爭求合作”的原則。相比于IMF投票權改革，世行和亞行的改變幾乎是立竿見影的。

　　國際秩序的變革包含著雙重的博弈，一是大國為主導權而展開的競爭；二是多邊平臺在效率和公信力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推動了國際秩序的演化，只要不是非此即彼的惡性競爭就可以實現國際治理能力的提升。

　　當然，如果出現排他性的規則，比如獲得亞投行貸款的國家就不能向世行或者亞行貸款，那意味著亞行或者世行是自砸飯碗，就此而言，三家機構會呈現良性競爭的態勢。

　　□孫興杰（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