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安部指揮摧毀了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中心滋事擾序的“重大犯罪團伙”。根據官方媒體報道，一些常被稱為“死磕派”的“維權律師”與一些推手、“訪民”相互勾連，制造了包括慶安事件在內的一系列大規模輿論事件，嚴重擾亂了具體案件的依法處理。昨晚公開的一篇長文披露了很多讓人驚訝的細節。

　　“死磕派”律師是近年社交網站興起后的突出現象。律師的“死磕”精神本身包含有積極意義，與依法治國有一定相向關系。然而極少數熱衷“死磕”的律師并非以法庭為舞臺，而是把精力投向輿論場，用輿論壓力推動案件的處理方向，甚至組織現場抗議活動，加大壓力的籌碼。

　　從公安部公布的有關案情看，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涉案律師在“死磕”路上走得過遠。比如他們勾連推手操縱圍繞慶安事件的互聯網輿論，嚴重誤導了公眾的看法，將一個事實清楚的案件生生搞成“強烈要求真相”的全國性輿論事件，撕裂了社會，刺激了一些不明真相者對政府的不滿。

　　一些外媒報道此事時宣稱這些“維權”律師“失聯”和“失蹤”，但不能不說官方這一次的信息通報還是相當快的。“失蹤”之說事實上已經成為國內外一些人抹黑中國司法的一個“專用詞”。

　　有人在微博上或通過外媒宣稱中國律師界目前一片恐慌，這種說法也不真實。中國的律師隊伍十分龐大，而像鋒銳律所這樣以極具爭議方式做事的畢竟很個別。很多人懷疑他們這樣做的最初目的是自我炒作，逐漸走上專門與現行體制作對的不歸路。

　　法治的目的是要依法維護社會運轉和秩序，它要求所有案件得到公正處理，避免徇私枉法。法治還應支持社會團結，防止社會因意識形態等原因惡斗并撕裂。但慶安等事件中少數律師“死磕”的方向正相反。他們明顯有制造官民對立的傾向，通過提供虛假案情線索和分析，將政府描述成“惡勢力的保護者”，而違法者成了奮起反抗的“勇敢公民”。他們攪亂了真相，把一個個具體案件打扮成“人民反抗暴政的斗爭”，而他們就是人民權益的“真正捍衛者”。

　　中國正在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國家的這一態度十分真誠，但是極少數極端者試圖證明中國的法治面貌一片黑暗，“死磕派”律師的行動是這片黑暗中的唯一亮點。

　　按這種思維做事，很多時候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了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尋釁滋事。如今某個地方出現有公職人員卷入的案件或爭議，常常立刻有“死磕派”律師趕往那里，他們不是去做正常司法援助，而是站到輿論的最前列，成為當地一些人或互聯網上激烈情緒的鼓動者。任何國家的司法界都不會鼓勵律師們這樣做。

　　中國的法律體系的確仍有不健全之處，依法治國任重而道遠，律師的“死磕”精神未必就應一棍子打死，它的積極部分或許可以繼續肯定。但是以崇尚西方政治制度為基礎、以沖擊中國現行法律體系為目標的“特定死磕”不可能在我們社會里肆無忌憚地施展。少數最極端的人錯識了這個世界的大勢，以為在政治上跟著西方跑就可以在中國社會里橫沖直撞，即使違法了，對抗的也是“惡法”，他們幻想自己就是正義的化身。

　　這至少是幼稚的，這樣做不可能不栽跟頭。從警方公布的材料看，鋒銳律所使用、聯系了一些素質不高、但行為大膽的人，他們的違法行為和自我炒作攪在了一起，把自己吹成危險的泡沫。這一教訓非常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