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殿成

　　新一輪“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部長級會議7月31日在美國夏威夷毛伊島落幕，談判各方在農產品和汽車業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關鍵議題上未能取得突破，沒有達成協議。TPP談判從2010年開始，已歷時5年，雖然曾多次設定談判結束的最后時限，但卻一次次食言。人們不禁要問的是，“TPP”談判為何總是“屢談屢敗？

　　自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太以來，美軍事戰略重心與經濟戰略重心這雙重重心也隨即轉向亞太地區。在軍事上，美國有意在美日同盟的基礎上，建立類似于“北約”的軍事聯盟體系。在經濟上，美國借TPP主導亞太經濟合作，以期強化在亞太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平心而論，美國極力推動TPP談判有其擴大與亞洲國家經濟合作的戰略考量。然而，在TPP之中，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卻成為了一個“缺席者”。其實這并不難理解，TPP協定是美國在WTO之外建立一個基本上按自己意圖設立的俱樂部，以將中國排除在外。這一情況顯得十分怪異。但若將其放入地緣政治中考慮，這并不那么令人驚訝，TPP是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東亞經濟政策的核心，并借此來牽制中國，強化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作為TPP談判各方中兩大經濟體，美日兩國占TPP整體經濟規模的90%，雙方若能達成協議，無疑將加速推進整體談判進程。然而，美日兩國就市場準入等問題存在很大分歧，美方希望日本提高美國大米的免稅進口配額，而日方則希望美國取消日本汽車配件的進口關稅。從某種程度上說，過去美國可以利用自身實力逼迫日本在經濟協議問題上作出妥協和讓步。上世紀80年代，為改善美國對日貿易赤字，李根總統能逼中曾根康弘首相簽“廣場協議”，如今奧巴馬卻無法讓歷史重演。而東京能頂住華盛頓在TPP談判中的壓力，與日本在FTA上還有中日韓FTA和RCEP這些備選也不無關系。

　　面對上述情況，奧巴馬政府不得不采取比以往更加較柔性的手段和措施。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和《日美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島的表態中，奧巴馬是首個把這個“支持”提升到總統級別的總統。但即使這樣，安倍在奧巴馬最為關切的TPP問題上也沒有輕易讓步。在日本戰略自主性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更多的是利用美國，而不是一味服務于美國的戰略利益。當然，TPP談判也不完全是美日之間的事情。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有豐富談判經驗的國家也有各自關切的領域和主張。

　　事實上，TPP談判屢次失敗反映出了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在軍事上，俄羅斯軍事復興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推進削弱了美國的軍事優勢。在經濟上，由于新興經濟體經濟力量的上升，美國正在失去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因為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已縮水到20%多一點，接下來將跌破20%，而按照購買力評價，中國經濟總量在2014年就已經超過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美國的主導能力也在不斷下降，在日美同盟中，日本不僅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歐洲盟友也越來越自行其是，他們在制裁俄羅斯、打擊伊斯蘭國沒有完全按美國的步調跟進；在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問題上，諸多盟友也不顧美國勸阻，紛紛倒向中國。在此背景下，美國的焦躁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美國不斷利用歷史及領土問題在亞太國家間不斷挑撥離間，暗地操作，組建針對中國的“隱形同盟”。而當下美國主導的TPP就是組建這種同盟的重要抓手和工具。換言之，TPP談判的本身就帶有極強的地緣政治目的。但其排外性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過去一年，中國在周邊外交領域積極作為，加快與地區國家構建RCEP貿易協定，啟動亞太自貿區建設進程，提出并開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獲得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經濟體的積極響應。

　　美國應該看到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世界各經濟體利益交融，命運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個動態平衡的鏈條中，互利共贏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如果美國想繼續以TPP等作為遏制中國的工具，終將是枉費心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