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而言，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簡稱TPP）是一個嚴峻挑戰，必須審慎應對。但一些人言之鑿鑿地認為，這將是中國經濟的末日，顯然是夸大其詞，更是嚴重地低估了現實的復雜性和中國的應變能力。

　　從表面看，TPP標志著一個世界上最大自貿區的誕生，經濟規模占到世界總量的40%。但TPP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必定是有限度的。這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經濟總量不等同于相關貿易。TPP只約束12個締約國間的貿易。而這12國內部貿易還不及中國一家的外貿總額。對TPP中的日本、澳大利亞、越南等國而言，中國都是第一大貿易伙伴，也還是美國和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伙伴。TPP即使大大利好12國內部貿易，但他們與中國貿易同樣不可或缺，因TPP出現嚴重倒退，對這些國家自身經濟也是重大沖擊。

　　第二，中國制造的競爭力，不僅僅是價廉物美，還有較好的營商環境及產業鏈的完整。不然，墨西哥早就與美國締結有特殊貿易關系，為何在很多領域競爭不過中國？同樣的，東南亞很多國家成本已低于中國，但很多轉移過去的工廠還是要回流中國。TPP會利好一些國家，會給中國制造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應對得當，肯定不是滅頂之災。

　　第三，盡管中國經濟治理中有頗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但能維持30多年的高速發展，政府的有為不容否認。當然，有些措施需要改進，壟斷問題需要解決，但它擁有的應變能力，超過世界大多數國家。過去30年，中國崩潰論已風行過很多輪。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其實，換個角度看，TPP對中國何嘗就沒有積極意義？可預見的至少有三點：

　　第一重積極意義，鞭策中國尋求規則制定權。

　　按照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說法，之所以推出TPP，原動力就是對中國規則制定權的恐懼——“當超過95%的潛在客戶生活在我們的國境之外，我們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

　　一個規則的制定，關系到一個產業的繁榮還是衰亡，關系到幾千億美元乃至過萬億美元的走向。正是因為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美元成了無法撼動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獲取了豐厚的鑄幣稅。

　　美國看到了挑戰。“一帶一路”的出臺、亞投行登場以及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的亮相，都充分說明中國正參與制定國際規則。雖中國領導人反復強調，中國不會挑戰國際秩序，但不合理的秩序顯然需要恰當改變。

　　TPP是按美國規則制定，但這勢必刺激中國制定出更多因應規則。競爭必然會提升博弈水平。TPP談判已推動中國和韓國、澳大利亞締結較高水平自貿協定，在多邊領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自貿談判也在加速進行。

　　第二重積極意義，促進WTO改革求變。

　　TPP粉墨登場，固然有美國制衡中國的戰略考慮，但客觀上，也同世界貿易組織無所作為有著密切關系。

　　以削減貿易壁壘為任務的多哈回合，雖談判十來年，但進展極其緩慢。南北矛盾尖銳是根源。發達國家希望發展中國家開放工業品和服務市場，發展中國家則要求發達國家降低農業補貼并開放農業市場。多邊妥協的談判機制，更使各方互不相讓，扯皮也就沒完沒了。

　　也難怪《金融時報》驚呼：正當全球經濟需要強有力的引導之時，WTO卻形同虛設，“以至于在某些時候，WTO不過淪為雙邊貿易訴訟的仲裁機構”。

　　盡管美國有私心，但TPP在環保、勞工、原產地和政府采購等很多領域的高標準，還是體現出自由貿易的本質，有助于促進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TPP由此被認為是“升級版的WTO”，不是沒有一點道理。WTO要不被邊緣化，就必須有大動作。

　　第三重積極意義，倒逼中國加快改革。

　　對中國和世界很多國家而言，重大的改革往往必須在一定壓力下才能實現。從這個角度看，TPP是重大挑戰不假，但對中國深化改革也未嘗沒有積極意義。

　　如上所述，TPP一些條款，雖然嚴苛，但也不無可取之處，可以說給改革中的中國樹立了標桿。中國與其他國家締結自貿協定時，肯定也會有所參考。同時，越南作為與中國國情類似的國家，如何轉型適應TPP，更好比是給了中國一個絕好的觀察對象。

　　而且，TPP不僅僅只是貿易，還牽涉到外交、內政等很多深層次問題。坦率地講，有些領域改革之所以在中國裹足不前，原因不外乎是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有了TPP的嚴峻挑戰，相關領域必須加快改革。

　　TPP不是洪水猛獸，更多是一種鏡鑒。它提醒中國，不進則退，當下要做的，就是研究新規則，適應新規則。更重要的則是，引領并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