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第五屆區議會選舉剛結束，反對派就以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為攻擊點，企圖阻撓「一國兩制」與時俱進，意味著6月18日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議案遭反對派否決后，香港社會焦點暫時向經濟民生轉移的局面終止，政治矛盾又再激化。

　　順得哥情違嫂意

　　與此同時，社會矛盾也激化。12月10日，經民聯在政府進行全民退休保障諮詢前，聯合香港14個商會舉辦關於強積金對沖機制的論壇，表達商界強烈反對勞工團體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要求特區政府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視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對香港中小企業和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

　　香港勞工團體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以保障勞工權益，為此，已向政府爭取多年。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競選行政長官時做過正面回應。勞工團體要求梁振英在其任內履行競選承諾，商界則一貫地堅決反對。雙方立場涇渭分明，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頗為難。

　　在處理香港政治矛盾時，特區政府雖然不能不顧忌反對派得到一部分市民支持或同情，但是，基本上容易站在建制派一邊。香港社會矛盾一邊是商界，另一邊是勞工團體及其代表的基層市民，都是政府管治和施政依靠的力量，所以，政府相關政策措施總是徘徊於「順得哥情違嫂意」之間。

　　在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問題上，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須嚴守「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立場，決不能向反對派讓步。建制派個別團體及其代表人士主張以「兩地兩檢」來爭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支持政府要求追加高鐵香港段工程撥款，偏離了建制派立場，應當盡快糾正。對待香港的政治矛盾，沒有調和餘地。對於支持和同情反對派的那一部分香港居民，需要引導。

　　關於強積金對沖機制是否取消？我贊同經民聯關於政府應深入研究、全面評估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的要求。應當承認，香港絕大多數企業是中小企業，已經承擔最低工資不斷隨通脹上調的負擔，正經受勞工團體要求盡快實施標準工時制度的壓力，如果再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則不啻「百上加斤」。

　　政經矛盾其來有自

　　香港政治矛盾早在2003年七一游行前就激化。香港社會矛盾是在2011年下半年亦即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揭開帷幕之際爆發，從此，香港面對政治矛盾、社會矛盾相互糾纏不斷惡化的局面。

　　香港政治矛盾激化是若干西方國家背后操縱香港反對派所為。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主要責任在於第二位行政長官長達7年管治在經濟和民生上不作為。

　　回顧二次大戰以后的香港經濟史，直至上世紀60年代中，經濟快速增長是以勞工權益受損為代價的，用經濟學術語來表達是犧牲社會公平換得經濟高效率。社會矛盾惡化加之長期殖民專制管治激發香港居民反殖民管治的情緒，二者疊加到了一個爆破點，遂發生1966年至1967年的社會動蕩。港英當局汲取教訓，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一系列改善民生、緩解社會矛盾的政策措施。「九七」前后香港社會專注政治矛盾。

　　嚴格地說，今天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經濟和社會結構性問題，譬如，香港企業結構不合理，缺乏覆蓋全社會的充足的退休養老保障，都同「九七」前港英政府施政缺陷分不開。但是，主要原因是特區第二屆政府后期和第三屆政府施政有誤。

　　在第二位行政長官管治下，特區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先是由第一位行政長官強調四大支柱產業減為只發展金融和旅游；直至2008年9月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才匆匆宣布香港需要再發展六大新產業，然而，直至其第二個任期屆滿，政府沒有推出具體措施。

　　政府施政「得一個講字」的結果是，產業結構固化以至經濟發展缺乏生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以至於基層市民怨聲載道、勞資矛盾空前激化。於是，當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於2011年第四季揭開帷幕時，原來公認當選幾率最高的建制派人士，因為應對政治矛盾社會矛盾缺乏新思維而受挫。

　　而今，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逐已悄然拉開帷幕。所有志在特區最高領導職位者都應明白，必須同時應對愈益惡化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