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勝良

　　高房價沒辦法讓體力勞動者離開，也沒辦法讓白領離開，認為高房價能控制城市規模的想法注定落空。

　　一線城市的房價如脫韁野馬一般，令年輕人壓力山大。每隔一段時間都有媒體策劃選題：逃離北上廣深，隔上一段時間又會炒作重回北上廣深。每年都有很多人離開，也會有很多人加入，關鍵是看兩者的數量差。

　　毫無疑問，來的遠比離去的多。

　　一線城市面臨的問題和二三線城市不同，人口涌入速度快而城市承載能力有限，所以什么都靠搶。公交車要搶著上，子女要搶著入學，房子也要搶著買。

　　人口過度集中的副作用很明顯，所以政府在控制大城市的規模，避免人口過度集中。比如北京就把城市的功能轉移分散，試圖實現京津冀一體化。這個效果有待觀察。當年東京也把高校轉移出城區，但迅速擴大的城市又再次把這些高校包圍了。

　　很多人認為，房價高到買不起，就會有很多人因缺失安全感而離開，城市規模就可以控制了。

　　理論上講，高房價會增加生活成本，使一部分人不堪重負。就跟制造業一樣。一線城市的制造業都在撤退，因為土地貴，生產成本高，競爭力下降。全球產業轉移的邏輯也是如此。

　　制造業能轉移，是因為轉移了照樣生存，但有很多行業根本就離不開一線城市，比如金融等高附加值產業。

　　高房價像LV店鋪，用價格來趕走低收入者，以彰顯購買者的地位和品牌實力。但一個城市不僅僅只有LV店鋪，還有邊緣地帶，容納各種店鋪以供選擇，大城市只是把普通人趕到更遠處而已。

　　可以想象，假如房價繼續上漲，大城市容納的人口也不會減少。香港是一個可借鑒的案例。

　　對普通人而言，在勞動時間一定的情況下，一定會傾向于選擇收入更高的區域。深圳、北京的最基層勞動者的收入看起來不高，大概在每月3500元左右，但二線城市大概只有2500元，一個月相差的1000元看起來不多，但這個1000元很重要。交通和住宿是兩個主要變動項目，只要扣除這兩項，1000元還有剩余，在大城市打拼就是理性的。

　　交通和住宿具有彈性，普通人可以選擇多人合租或者住在更遠郊，前些年還有報道北京打工者住在井下，他們總有辦法找到生存之道。

　　對白領而言，一線城市提供了中小城市不具備的可能性，盡管一開始收入差不多，但年輕人看重未來。

　　紐約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經濟率先恢復，有不少年輕人到紐約找工作，一室一廳成為稀缺資源，租金相當于他們半個月的工資。

　　那是因為只有紐約能釋放出工作機會。一旦經濟出現風吹草動，一線城市的優勢就更加明顯。這一輪經濟調整也表明，一線城市受實業蕭條的影響最小。

　　在大城市中，普通收入者肯定占多數，可能永遠也買不起房，但他們不會走。高房價攆不走窮人，只是讓他們生活得更苦。

　　全球的大城市都無法將窮人趕出去，但會以階層讓人們分區域居住。大城市以服務業為主，服務業需要的勞動力不大可能被機器替代，基礎勞動者必不可少。這就提醒城市的管理者，如何讓超級城市為普通勞動者提供容身之地很重要。

　　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這種功能，成為勞動力的蓄水池。仿效城中村，如果隔一段建一個高密度住宅區容納普通務工者，既可以減少通勤距離，緩解交通壓力，又可以降低居住成本，同時高密度住宅區還可以獲得高租金收益。

　　從另一個角度看，高房價是城市發展的結果，證明有這么多人有購房能力，城市在挑選居民和產業，不適應者會被淘汰。

　　若因為房價或者租金調高而缺少接盤者，房價自然會下調，所以可以假設所有城市的房價都有上漲的沖動，能夠漲得動的城市，是因為更有競爭力，可以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

　　如果某一天有優勢的就業崗位沒有了，一線城市的擴張就會停止。比如資源城市衰竭后，人們就會爭相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