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小雲
香港的經濟獨特性與優勢這一問題，在回歸 20 年時重新提出多少令人詫異，但卻又合乎情理。港人多年來的經濟優越感，在近年來一次次地受到周邊地區超速發展的沖擊，眼看著過去由香港占據引領地位的內地，在經濟上產生拋離香港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港人內心對自身的獨特性與優勢的保持之焦慮隨之油然而生。加上目前香港治理的亂象叢生，更平添了港人對能否持續繁榮的前景的疑慮。在香港這種疑慮不斷累積的情況下，在回歸 20 年之際，對香港來說，清晰定義香港在國際上的優勢及動向，自身與外部世界的獨特關系，從而確立重新出發的戰略，是提振香港優勢的關鍵;對中央政府來說，從國際與國內政治與經濟大變局的高度，重新審視香港經濟獨特性與優勢的內容、動態變化和走向，做出理性判斷和客觀的分析，以達致心中有數、政策有據，是順利貫徹“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應對之策。
本文認為，所有的國家或地區優勢，都是當時的曆史形勢下，全球變局中地緣政治與經濟變化的產物。正如同並沒有永久不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系一樣，也沒有長久存在、亙古不變的地區經濟獨特性與優勢。香港的優勢和過去的經濟奇跡，產生於世界經濟變化的“可一而不可再” 的大機遇時期。從地區的絕對性優勢，逐步漸進為相對優勢，且隨著客觀局勢的不斷演化，優勢轉變為劣勢。預示著新優勢的創造必須隨之出現。因此，經濟優勢與劣勢是可以互換的。一個經濟體本身就是優劣勢的組合。立足於此，我們才能認識“香港從過去承襲，作為《基本法》藍圖將延續至 2047 年的那一套，究竟有什么優點與缺點”。
一、香港經濟發展背後的經濟因素：經濟獨特性分析
香港的優勢、經濟變化建基於香港經濟的特殊發展特點，或稱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香港的曆史與現實結合的產物。它不僅使香港與其他類似的經濟體相區別，更是香港這個經濟體的優、劣勢形成的根源因素。
香港與所有類似的國際與國內城市比較，其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可以歸結為制度、市場網絡、經濟治理和區位四個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中西商業文明結合的跨國網絡、親資本的政商關系形成的營商環境、中國因素中、體制之外的城市。下面我們將逐一進行分析。
(一)制度的獨特性：附屬性資本主義的獨特區域
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獨特性，應當是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在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一直持續(這與其他的國際國內城市相區別)。香港是以自由港來體現其資本主義的。
香港的經濟發展一直建基於資本主義的體制，其經濟優勢的建立與延續，也以其資本主義作為基礎。作為中國體制之外實施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的制度性設計，在《香港基本法》第 5 條中被確立，以確保回歸後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與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香港基本法》以“一國兩制” 做出的這種制度性安排的內涵，不僅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能夠持續，對香港來說，還具有通過與內地的制度分立，保證香港優勢之意義。也就是說，在回歸之時，無論當時的中英雙方，還是香港本身的認知中，香港資本主義是香港經濟優勢的基本根基。因此，雖然回歸代表著香港殖民管治的終結，但是作為殖民管治時的遺產——自由港的資本主義則被制度存留而延續。
但是，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本身，在回歸 20 年的今天，大部分人對於香港資本主義的獨特版本缺乏理解，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是自由港體現的市場經濟，就是“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
首先，資本主義的本質並非市場經濟，市場與市場交易的行為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就存在。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還是當代的西方學者，都一致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資本的無限增值與積累。資本主義體制建立之初就是一種世界體系。這個體系在經濟上呈一種多等級不均衡的地理分布體系，即由資本主義的核心——半邊緣——邊緣構成。在歐美核心區域主導的現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香港資本主義具有特殊的內涵，並從未成為資本主義的核心主流。從根本上看，香港自 1841 年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後，一直處於這個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屬於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版本，即附屬性的資本主義。這種殖民自由港的附屬性資本主義，在經濟上主要以尊重市場、自由放任為基本內涵。
作為一種制度，資本主義既是經濟體系又是法律和制度體系，包括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香港殖民資本主義版本的附屬性，其最為集中的表現，就是從自由港開始，一直維系著政治上的殖民主義、經濟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組合。這種制度組合不僅可以維護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對殖民帝國的經濟服務功能，更是這個資源匱乏、孤懸於殖民帝國之外的小島能靈活適應不同時期地緣政治經濟變化從而穩定社會而不造成帝國財政負擔的最好選擇。由此，從開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自由放任、工業化時期的積極不幹預、回歸後的小政府大市場，等等，都是這種資本主義附屬性的表現和延續。
附屬性資本主義主要反映在香港經濟貿易層面的自由開放市場體制，即法治、競爭性市場、簡單低稅制、自由企業制度以及與世界市場接軌的國際慣例與規則。這些均由資本主義的核心區域主導制定(殖民管治時的自由港體制、20 世紀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與此同時，香港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功能，基本上由核心國家美英為主的跨國公司主導。即使香港回歸以後，目前作為全球市場的產業如金融、航空物流、專業服務業等，包括金融中心的運作，仍然基本掌控在美英跨國公司手中。
在政府的經濟治理上，香港政府的財政管理思想、貨幣制度受制於核心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審慎理財與積極不幹預由港英財政官員提出，成為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以及經濟意識形態，回歸後作為優勢部分延續，至今為止難以撼動;香港外向型經濟決定了彙率波動必須適應世界市場，因此采用貨幣發行局制，貨幣先是與英鎊、後與美元掛鉤持續至今。貨幣政策並不能享有自主權，而由美國聯邦儲備當局主宰。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附屬的城市之時，港英當局十分嚴格地把自由控制在經濟層面，而絕不放手社會、政治層面的自由。1997年回歸以前港英政府借著“借來的空間和借來的時間”，很少把香港本土經濟的長遠發展和香港全民利益、政治自由置於視野之中。而英美核心國的政府則在本國不斷強勢介入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空間布局，推進公民意識，調節資本與勞動關系，其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追隨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和修正。就這方面的體制而言，“1997 年前香港已落後於英國本土，反映著殖民地的落後性”。“房屋不足，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一個不願意接受促進社會發展，以配合城市經濟進程為其責任的政府。”就是這種落後性的具體表現。1997年回歸以後，當中國政府承諾資本主義“一制”在香港 50 年不變時，香港體制落後於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狀況已經成為事實。
香港資本主義的附屬性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更延伸至社會全局。從司法體系來看，香港的司法附屬於英國，回歸後雖然香港司法獨立，但是整個司法體系來自英國的普通法，其判案參照的案例也主要來自英國，判案觀點與價值判斷受制於英國的影響;香港的教育體系、媒體輿論，以及知識分子群體，受歐美核心國家的價值取向和判斷所影響，缺乏自己獨立的教育理念和民主意識。凡此種種，均反映了回歸前的香港資本主義的附屬性，作為回歸後的“一制”而持續，至今為止並沒有為香港本地和內地充分認識。
(二)市場環境的獨特性：跨國網絡與華人的角色
香港作為自由港起步之初，其貿易和商業網絡就是跨國性質。直至 1997年回歸之後，雖然英資壟斷不再，本地華資持續填補空白，其他資本仍然持續進入，尤其是態度更為進取的中資。但是，跨國資本與跨國商業網絡一直構成香港的基本市場結構。
從曆史上看，英國殖民帝國在香港建構跨國貿易網絡，並非英資或外資獨立完成，華人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這與中國的經濟體制有關。清末時期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由中央政府特許的買辦壟斷，海關與財政制度十分繁複。外商進入中國市場，即使有條約、特權，例如香港的殖民條約港或開放的通商口岸之租界等，甚至西方公司在地建立的貿易基礎設施，提供海洋運輸與資金，但是，進入內地的貿易必須通過買辦這種中間商進行，這就使得華人成為跨國貿易網絡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中國貿易與海關的特殊體制，內地行會和商會廣泛存在且控制著內地不同的經銷網絡，商業規則重關系且不具透明性，造成了香港外國資本建構商業網絡獨特的市場環境，即外商進入內地貿易，必須通過華人中間商(買辦)。即外國資本的商業不能直接滲透中國內地，必須由華人直接參與英資跨國貿易網絡的形成。
另一方面，英國商人在香港往往嘗試與中國人保持距離，喜歡通過中間人進行經商。由此，英資公司十分依賴華人的合作夥伴，這種中間人懂得中英雙語，了解中西文化，更掌握西方的管理和專業知識，他們成為香港商業和專業發展的主要支柱。這種市場環境與同樣為英國殖民體系的條約港的新加坡大相徑庭。
香港特殊的市場環境，很早就培養了一批掌握國際貿易規則、精通中西文化的華人中間商，他們通過與跨國公司的人脈積累以及資本積累而擺脫買辦身份，成為獨立經營的華商。此外，香港是中國領土和華人居民為主要群體的事實，使得香港本地華資與東南亞或其他地區海外華商的網絡相結合，香港成為海外華商群體這個“沒有帝國的商人”的資金、企業集聚地，以及投資內地的中轉地。
香港跨國商業網絡中的華人文化和商業文明滲透其中，利用華人文化和商業文明，有利於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內地市場。迄今為止，遊走在中西方之間的香港本地商人對西方市場了解日深，可以直接與海外商人打交道。香港商人已經不再需要國外的中間人，來維系他們與世界市場的聯系，但是香港的外籍商人仍然需要中間人來與內地聯系。香港中西融合的跨國網絡是西方進入中國、中國走向西方的成功平台。
(三)治理的獨特性：親商、親資本的政商關系
香港實施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得以順利落實，與港英政府在殖民管治時期一直把香港定位於經濟城市相關。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也仍然堅持這個定位。而這一定位源自於當時的港英政府認識到，香港本土資源缺乏，內部市場有限，其經濟發展必須避開政治因素的幹擾，對外部環境采取開放態度，以圖從全球經濟體系中獲取生存機會。殖民帝國的統治者，為維持帝國利益，深諳對經濟城市可以有最大限度的經濟自由，但決不能放任政治自由，以免沖擊帝國和資本利益的個中道理。由此政治上使香港遠離政黨、民主等可挑戰政權的“政治城市”形象，經濟上則在國際上大力推銷香港的“經濟城市”地位，建立對國際資本有安定感的商務環境。
經濟城市的定位，必然要求親商、親資本的環境締造。港英政府通過自由市場規則，實施自由港和簡單低稅的政策外，還大力投資擴展香港本土的基礎設施建設，扶植與建立各類的教育機構，以提供和創造資本運營所需要的硬、軟基本設施。同時還制定各種保護資本(不征資本稅等)、限制勞工成本(長期不制定最低工資保障和全民退保)的措施。1997 年香港回歸之後，雖然最低工資保障在 2011 年最終推出，但並沒有改變政府施政的親商傾向。
營造親商環境，吸引國際資本的進入，是經濟城市的主要職責與功能。因此，香港從殖民帝國的條約港開始，就致力吸納商界和專業精英，合力制造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環境，減少公眾幹預社會及經濟事務，以維護自由市場經濟。這種政商合作的聯盟，構成香港城市治理的主要框架，延續到今天。在政府重大經濟決策中，商界精英對香港經濟的主導權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1997 年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的經濟城市不再以英資財團為利益核心，而是連接中國內地與全球市場的資本運營中心。但是，特區政府與商界之間的關系，仍然維持著由商界精英決定香港經濟重大政策的特點。目前香港五大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代表的香港商界，仍然在香港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之後，由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議而簽訂的 CEPA 協議，就是由當時的香港總商會(早前為西商會)率先提出，特區政府推動的。而 CEPA 補充協議的每一次談判之前，特區政府都要提前征詢香港五大商會之意見，由他們起草要價清單，香港工貿署統籌之後再去與國家商務部協商。2003 年香港面臨“非典”流行而幾乎變成空城，也是香港商界推動，由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開放內地居民赴港的“自由行”政策。
(四)區位的獨特性：中國因素之中、體制之外的特殊城市
香港大學教授王於漸曾經說過，在戈壁沙漠一樣的不毛之地，即使奉行自由市場政策整整一個世紀，亦難望有任何生機可言。由此可見，自由市場政策並非地區發展的唯一靈丹妙藥。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區位的特殊性。這種特殊區位本身就具有重大戰略性意義。區位戰略意義不僅決定於自身的地理位置，是否地處主要經濟體的連接處，或具有發展交通運輸樞紐的條件，更關鍵的是決定於整體地區即自身和周邊是否是全球資本積累密集轉移的主要地理擴張空間，或是處於當時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核心地帶。
香港雖然處於中國與外部周邊國家連接的海洋地帶，且具深水良港的發展條件。但是這個邊緣小島卻沒有任何發展經濟的資源，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要因素：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均要依靠大量的資本投入創造。這種條件決定了香港要從外部獲取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由此，香港的命運，取決於與內地的聯系和在其中的地位，其發展自始至終受制於內地的政治經濟變動。內地是決定香港發展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經濟因素。
香港曆史上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珠三角地區的出海口。以其港口與內地的沿海邊緣地利，很早就是中國南方對外聯系的門戶。構成中國與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貿易活動的一個地點。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就以其深水良港，已經成為當時海外船只中轉貿易的活動地。當1841 年英國以不平等條約，確立香港的條約港地位之時，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英國以及印度的商人，迅速形成對中國貿易的香港網絡，其後更發展出對中貿易的港口優勢。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香港經濟的幾次轉型與經濟功能變化，無不是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變化的產物。1949 年中國轉向社會主義制度，20 世紀 50 年代因朝鮮戰爭造成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禁運，割斷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系，這既是香港經濟所面對的第一次重大挑戰，也是香港經濟功能第一次轉型的主要原因。當時香港利用東亞地區成為資本主義核心國家資本轉移的地理時空之機遇，成為國際制造業遷移的主要地區。因而從轉口貿易轉型為外向性加工貿易制造中心，發展出制造與在地貿易並重，而非原有轉口貿易的兩大經濟功能。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香港面臨著制造業成本不斷上升，國際競爭的巨大壓力，成為香港經濟的第二次發展危機。此時恰值內地的市場化改革起步，香港得以向珠三角地區轉移加工制造業，以大幅降低制造成本，維持世界市場競爭力。借此與珠三角地區形成“前店後廠”的空間分工格局。20 世紀 90 年代香港以前店形態，大量集聚生產性服務業，成為離岸的制造業指揮、營運、銷售和物流航運中心，由此香港經濟功能進一步轉型為生產性服務中心。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空間聯系，不僅標志著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系重新對接，更是作為珠三角地區的首要城市反映了地理上對珠三角地區的回歸。
1997 年香港回歸之後，隨著中國加入 WTO 和更加深入地融合於全球經濟體系，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隨之加快。中國經濟的崛起不僅加大了國際資本進入，中國資本也開始走向世界配置。香港由此轉型成為資本進出中國的資金配置中心，香港的經濟功能進一步轉型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提升至全球城市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內地經濟的崛起，不斷地推進了香港經濟功能的轉型，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將香港帶入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地區。
由此可見，香港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從與內地重新聯系的“前店後廠”起，香港的地位從制造業中心轉型為生產性服務中心，再升級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全球城市，均與內地的經濟發展緊密聯系，香港在中國經濟中的獨特地位，既是其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其經濟優勢形成的基礎。
二、香港經濟優勢與潛在劣勢的現狀、走勢分析
經濟體優勢的產生和發展是時間的變量。目前香港經濟優勢已經集中於對外經濟競爭力和軟性基礎設施及軟實力上，也即全球化先進服務業。香港內部市場的壟斷、階層流動的固化、缺乏創新導致的經濟動力的單一化，已經預示著香港經濟獨特性中隱藏的弊病，開始逐步顯露。香港已經進入一個優勢與劣勢同時顯露的發展階段。
(一)國際機構對香港經濟優勢的最新評估
香港從參與各類評估開始，至今為止在各類經濟評估中，幾乎均排在全球前列，有的指標更長期占據全球第一。為了更明確地厘清香港的全球競爭力現狀，我們把全部評估主要分為三類，並選取主要的評估報告，分別進行展示。
1. 經濟競爭力評估
經濟競爭力的評估，最有影響力和能夠每年定期發布其排名的，主要是兩個機構：即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和世界經濟論壇。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從 1990 年開始，每年對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以及該國家和地區內的企業競爭力，進行分析和排名。IMD 分析樣本包括 61 個國家和地區。評估標准有四大因素：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基礎設施。在《全球競爭力排名 2017 年》中，香港連續兩年排位第 1，源於香港能夠不斷致力於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
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 2016-2017 年》中，香港從去年的世界第 7，下降至今年的第 9。WEF 在 1979 年首次發布《全球競爭力報告》，隨後主持編寫了各年度的評估報告。其評估主要是按照十二個經濟“支柱”來進行排名，這些標准又被分為三大類：基本要求、效率性，創新和成熟度。
WEF 此次參與評估的是 138 個經濟體。香港是第 5 次進入全球競爭力的前 10 名，總得分為5.48。其中的基礎設施排在全球第 1、勞動力市場效率第 3、金融市場發展第 4，而最弱的是排位第 33 的市場規模和第 27 位的創新。報告指出，創新應當是香港經濟發展最為關注的問題。
2. 經濟指標或經濟功能評估
首先，我們選取的經濟指標，主要集中於香港經濟體的市場運作、營商環境與基礎設施等主要領域，以這三個部分作為香港競爭力表現的主要指標：
經濟自由度指數：最早作出專項經濟指標評估的可能就是美國的傳統基金會。這個指數從1995 年起開始評估。經濟自由度雖然是單一的經濟指標，但是其內容更傾向於對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經濟體系和經濟政策，進行競爭力評估。根據主辦方的觀點，最自由的經濟體則競爭力越強。從 1995 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編制《經濟自由度》報告起，香港連續 23 年，占據全球第 1 的位置。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多年來沒有其他經濟體可以撼動其地位。但是，經濟自由度指數是否與經濟體的競爭力相關，多年來一直存在質疑。
營商環境便利指數或效率：自 2000 年起，由世界銀行主持並每年發布報告。這個報告主要通過對大量商業和企業經營的從業人員問卷調查，得出統計結果，以揭示經濟體吸引資本流動的外部環境競爭力。目前全球有 189 個經濟體，參與這個排名。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2017 年營商環境報告》的營商效率全球排名中，新西蘭名列榜首，新加坡位居第 2，其次為丹麥，中國香港排名第 4。自世界銀行開始每年發布報告以來，香港排名一直保持全球的前 10 位，有時更名列前 3。
互聯互通指數：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自 1995 年開始，對全球 131 個經濟體的經濟活動中，跨境的商品、服務、金融、人力和數據流動，進行數值測算。然後計量出該數值在 GDP 中所占比重。以反映跨境的經濟流強度，稱之為互聯互通指數。2014 年麥肯錫發布的最新一期互聯互通指數中，中國香港僅次於德國(110%)，排名全球第 2，其數值在 100% 以上。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認為：全球僅有 6 個城市可稱為互聯互通的主要樞紐，其排位是紐約、倫敦、香港、東京、新加坡和迪拜。
其次，在經濟功能評估方面，我們圍繞著香港的主要經濟功能：金融中心、資本運作中心和航運中心，作為觀察的主要部分：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這是全球最具權威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排名。2007 年由倫敦金融城委托英國智庫機構 Z/Yen 集團，通過向全球金融從業人員展開調查，並將結果於每年 3 月和 9 月定期更新公布，以顯示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變化。香港在 2013 年首次超過東京，排名全球第 3，與第 1、2 名的紐約、倫敦並列稱之為“紐倫港”。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 2015 年。最新公布的 2016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在全球 87 個金融中心排名中，香港僅以 2 分之差首次落後於新加坡，排在全球第 4，“紐倫港”是否真正隕落不得而知。
世界投資流動排名：由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每年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不僅歸納和指明了各年度的全球投資動向，也列出全球每個年度的最大投資流出地和投資流入地。投資流動的最大地區，代表著全球資本集聚的中心。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資中心之一，是從 2003 年進入全球投資流動的前 10 開始。最新發布的《2016 年世界投資報告》中，中國香港2015 年在資本流入量中，排於美國之後為全球第 2，而資本流出量則為全球第 9。但是，以流出和流入的總量看，香港仍然排名為全球第 3。
貿易物流效率指數：2007 年，由聯合國主持的物流專家團隊，通過對全球 160 個經濟體的港口、物流運輸業和運輸公司的資料收集，進行數據處理後，發布《全球經濟中的貿易物流：物流效率指數和指標》。香港在世界銀行至今公布的 5 個版本中，總排名為全球第 8。
3. 世界或全球城市評估
我們把對世界或全球城市的各類評估，具體地分為兩個部分：
(1)城市經濟功能評估
在城市經濟功能的評估方面，首先可以提出的，是英國經濟學人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在其發布的《2012 年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中，紐約、倫敦、新加坡、香港、巴黎被列入全球城市。
全球化與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與網絡(GaWC)，則側重於對城市的高端服務業集聚考察。把世界的 121 個城市分成 5 個等級 12 個層別。在 2012 年發布的考察中，處於世界頂級的 A 層為紐約、倫敦、東京 3 大城市;頂級 B 層的則排列為香港、上海、洛杉磯、巴黎、芝加哥、北京、新加坡。香港的整體排名是全球第 4，同時被評為金融中心型全球城市。
全球管理咨詢公司科爾尼公司、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以及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在 2014年的第四屆全球城市指數報告中，全球城市發展指數紐約排名第 1，香港排名第 5。2016 年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更公布了全球最具影響力城市的排行榜，倫敦占據榜首，紐約位居第 2位，其次是巴黎、東京和香港。香港再次排名第5。
(2)城市經濟增長和發展前景評估
美國的布魯金斯研究所發布的《2014 年亞太地區都市觀察》中，香港的經濟增長數據，位列 100 個城市中的第 78 位;由此看出，香港在經濟增長方面明顯落後。增長率排於最前列的主要是亞太新興經濟體的城市，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城市。美國西太平洋海岸城市排名，全部在香港之前。
麥肯錫全球城市研究院公布了 2010-2025 年未來的 600 個城市發展預期，且根據每年數據作出修正。根據測算，2025 年全球的頂級 25 個大城市中，香港有 3 個指標會列於其中：GDP總量位列第 25;GDP 增長率也位列第 25;年收入超過 2 萬美元的中產占比則排在第 18 位。由此，香港憑此指標可以位列全球 25 個最富裕的城市之列。但是香港要保住 GDP 總量在全球 25大城市之列，未來的 15 年中，GDP 必須以年均 4.3% 的速度增長。
由此可見，香港目前從經濟功能上，憑借著高端的服務業集聚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位列全球城市的前列。可是從經濟增長指標和未來發展前景看，卻是充滿挑戰。
(二)香港經濟優勢的現狀判斷
從國際社會中主要的研究或評估機構發出的研究和報告中，無論是在經濟競爭力的綜合資料，各個不同競爭力因素的指標，還是構成全球城市的經濟功能方面，香港是具經濟競爭力的，且處於全球的前列。但是，與這些評估同時存在的，是香港社會、內地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對其競爭力的議論甚至是質疑。由此，如何看待各類國際機構的評估，以及客觀地作出香港經濟競爭力的基本判斷，對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濟競爭力認識的側重點
國際社會中的各類機構，對香港的競爭力判斷基於不同的出發點。盡管出發點不同，但是對香港競爭力的肯定，或正面評估，大多與香港經濟的對外競爭力，即國際市場拓展、全球供應鏈等方面的競爭力相關。
首先，作為競爭力的構成因素和主要表現，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營商環境便利指數與互聯互通指數，應當是體現香港經濟對外競爭力的主要指標。經濟自由度主要體現在香港自由港地位的獨特性，以資本、信息、金融等要素的自由流動為主要內容;而香港的簡單稅制、低稅、廉潔政府、法治及司法獨立、基礎設施、員工生產力等，體現於香港的營商環境便利性;香港通過跨境的各類經濟要素大量流動，構築了互聯互通的全球供應鏈網絡，是香港經濟國際化的主要體現。由此，上述的三個指標，實際上囊括了我們經常提及的香港競爭力的所有具體內容：即經濟的國際化與跨國網絡、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現代國際經濟體系的商業文明與規范。
實事求是地說，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和營商環境，確實是不能直接等同於經濟體的競爭力全部，但是卻可以是一個經濟體在資本全球流動、經濟全球化時期對外競爭力方面的表現。對於一個高度依賴外部資源和市場的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中，對外的競爭能力尤為關鍵。吸納外部資本流入的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關系著經濟體的生存和發展。由此，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與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必然成為經濟體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其對外經濟競爭力形成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香港的競爭力評估，僅局限於對外經濟競爭力上，則經濟自由度、營商環境成為構成經濟競爭力的部分因素，當是無可厚非的。
其次，在香港的經濟功能和全球城市的國際評估方面，香港的經濟體量和規模並不足以使其進入世界的前列。而國際機構的關注並非城市的經濟體量，而是城市控制全球戰略性資源、產業和通道的能力，也即城市的經濟功能。由此，能夠讓香港成為世界前列全球城市的主要因素，是香港的全球配置資源的經濟功能，即國際金融中心、資本運作中心和物流供應鏈網絡。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具體地體現在這三個領域上。而這些經濟功能集聚在香港城市范圍，使其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節點，由此成就了香港的全球十大城市地位。但是，全球城市的需求與發展是與國際市場相聯系的，而非香港本土的基本經濟需求。由此，香港取得的全球城市、全球戰略性資源分配的節點地位，本質上也是香港對外經濟競爭力的體現。
歸根結底，香港是一個仰賴外部市場來取得經濟發展動力的城市，與歐美國家、中國內地等不同。這些經濟體具有廣闊的內部市場，經濟競爭力不僅體現於對外部分，更內含內部經濟發展的動力。其控制和配置全球戰略性資源、產業和通道的對外經濟競爭力，主要集中於國內的首要城市：例如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中國的上海。香港本身就是區域性的首要城市，其經濟競爭力的主要內容集中於對外競爭力，當是客觀地位決定的。
2. 香港的競爭優勢是特定或特殊優勢
從香港優勢的確立與發展曆程看，香港的經濟優勢主要是對內地的優勢。然而，隨著內地的市場化改革和開放，以及最終納入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香港對內地的優勢逐步從絕對優勢走向相對優勢。
今天香港的最大優勢是背靠祖國內地，而香港對內地的優勢則是在特定領域。如果說過去近40 年內地經濟發展更多地有賴於香港，而香港未來的發展則會更多地有賴於內地。就目前的香港優勢看，帶有以下的幾個特點：
第一，香港的優勢更多地集中在香港的“軟件”基礎設施與“軟實力”，而非實際的經濟體量上。這些軟實力主要體現，香港在全球市場上交易的，不是產品而是帶有中間投入性質的服務，尤其是高端的生產者服務。而中國香港是全球僅有的幾個服務貿易長期保持順差的經濟體，排名僅次於美國、英國之後。事實上，香港的特殊優勢與香港本土的基礎設施與軟實力相關。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場體制、法律與法治，包括金融、專業服務、產權及知識產權等立法與法治，是形成其特殊優勢的制度性基礎設施;而中西合流的文化與商業傳統，經營習慣和長期形成的職業操守，則是香港特殊優勢形成的軟實力。這種基礎設施和軟實力是香港累積 160 多年的曆史沉澱而成，而非一蹴而就。它立足於香港本土，是香港服務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根源所在。
第二，香港經濟軟實力的產業，就是高端的專業性服務業，或稱全球先進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國際金融中心。也就是說，香港的特殊優勢不再是經濟體量，而是經濟功能。香港高端專業服務業提供的完善、高效率、低交易成本的服務非其他經濟體可以比肩。十分有趣的是，作為服務貿易順差排於美國、英國之後的中國香港，其服務貿易順差最大的來源地並非亞洲，而是美國，其次為英國與西歐。總體來看，香港服務貿易的順差排位依次為金融、運輸、商業服務與旅遊業(表 1)。金融與商業服務應是最大順差來源，這個事實充分體現了香港的經濟優勢既是對外競爭力，又是高端的專業服務業之特點。
第三，香港對於內地的特殊優勢應當是內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很難複制或替代的優勢，這種優勢與香港本土因素、經濟功能緊密相連，而非與單一的經濟體量相關。這可以稱之為香港的核心優勢。也就是說，內地目前還不具備香港特殊優勢形成的本土條件，即制度性基礎設施和軟實力。香港的經濟體量雖然開始不占優勢，但是其主要經濟活動涉及的是全球經濟版圖。無論是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投資、國際金融的占有量，以及商品、金融、服務、人員和資本的全球流動，占香港 GDP 之比，均是內地城市不可與之相比的。由此可見，香港目前對內地的經濟優勢，主要集中於高端專業服務業、資本運作中心、金融中心，這是香港今天全球城市的主要特征。
3. 香港特殊優勢與港人感受之反差
與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濟優勢的正面肯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特殊優勢高度認同相反，目前不少港人從自身的感受上，開始質疑香港優勢的存在，且更有人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開始失去信心。這種認知上反差的產生，既與近年來香港經濟總量與內地經濟差距的縮小有關，更來自於香港現在經濟優勢的特殊性或全球城市的特點。
首先，香港與內地經濟體量對比的逆轉。1980 年香港經濟為當時珠三角地區的 11.7 倍;1990 年為 5.8 倍;2000 年則為 1.5 倍;至 2010 年則僅為珠三角地區的 46%。 2003 年廣東省經濟總量超過香港;2015 年，廣州、深圳的經濟總量開始加速縮減與香港的經濟差距。香港從經濟體量對內地占絕對優勢的地位，在短短 20 年之後被反超，其逆轉過程的速度之快，是內地與香港都無法預計的。這種狀況不能不使港人在提及香港優勢時產生失落之感。
其次，香港特殊經濟優勢所體現的主導產業，是高端專業服務業與金融中心。這些活動屬於企業、公司之間的中間投入和消費，稱之為生產者服務。預示著香港已經進入全球城市的階段。而全球城市的主導產業，其需求和發展，與全球市場相聯系，而非本地的基本經濟需求。這個特征與香港以制造業主導、生產性服務業主導的時期，產生的本地大量生產、消費，促進本地大量中產的出現，以及本土居民消費持續提升的特征，恰恰相反。全球城市的主導產業高附加值與高薪收入，與本地消費部門的低報酬工作崗位的增加，就是全球城市兩極分化的產物。
香港近 10 年的全球城市發展，其事實證實了上述的判斷。香港的全球先進服務業與金融市場的高級人才，來自於全球流動。這些人才作為香港高收入的部分，與香港本土消費產業和部門的收入差別逐步拉大;同時也導致了本地就業機會主要集中於低收入的部分。以香港的就業空缺率看，近 10 年來酒店餐飲、零售業的空缺率最高，其中的酒店餐飲為香港整體空缺率的 2 倍;而所有行業的空缺集中於行業職位結構中的中低層。這種狀況說明，香港雖然保持著充分就業，且還存在人力的短缺。但是，絕大部分的就業和人力需求，集聚在低附加值的行業或職位。由此，對香港的整體收入水平的向上提升，起著壓抑的作用。
香港整體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固化和中產階層不升反降，更加深了港人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迷惑感受。我們僅以香港主要行業的人均附加值水平，香港近 10 多年的年均實際薪金升降作為例子，就可以看到這個趨向。
由表 2、表 3 可見，香港近 10 多年來全球城市的發展，其經濟紅利並沒有為港人分享。尤其是作為最高端的專業服務和金融業，也即收入最高的人員部分，基本是全球流動的高端人才，而非本地港人。這種狀況無疑加深了港人對自身處於不利地位的感受。
(三)香港經濟潛在劣勢的表現
香港的經濟潛在劣勢並非今天形成，而是一直伴隨著香港經濟發展，與經濟優勢如影而隨，同時存在的。香港的優勢與劣勢產生於同一根源，即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性。所謂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這個道理。正如效益成本分析是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一樣，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性產生的優勢與劣勢，形成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效益與成本。關鍵的問題是哪個因素占據上風。在此，人們的主觀努力對優劣勢的逆轉產生著巨大作用。
事實上，正是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性，造就了香港經濟中的二元表現：對外市場的競爭力與內部市場的壟斷性;對外經濟要素、資源的高度流動與內部的階層的凝固性;對外經濟的高收益與內部經濟的低效率及缺乏活力與創造力;親資本的政商關系與政府號稱的“不幹預”;等等。
這些獨特性在社會層面也表現為高度的財富積累於資本與全民的低福利共存，政治上強調“兩制”(拒中)與經濟上強調“一國”。上述反差極大的二元矛盾現象，就是今天香港經濟社會的真實寫照。
香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使特區政府對資本的無限擴張完全沒有控制，政府對社會與民眾的公共供給被限制在最小程度。在香港經濟長期發展方面，政府導向的職能完全 “缺位”。這個源自港英政府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形成的經濟治理思維，從自由放任到積極的不幹預，小政府大社會，等等。加上在自由市場上，政府實施親商、親資本的重商主義，嚴重偏袒資本和商界，不能不造成以下的經濟劣勢：
第一，自由放任、不受限制的資本在香港內部市場的擴張，造成了香港本土市場的壟斷性，且對經濟具強大的影響力。銀行業、地產業、電力業和港口、機場，包括其他不需要面對海外直接競爭的行業，在港英管治時期就由英資財團壟斷。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隨著英資因“九七回歸”問題逐步退出香港，華資財團開始逐步填補空白並最終取得壟斷地位。港英政府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放任地產財團壟斷，造成世界罕見的房地產業獨大現象，形成了香港十分畸形的經濟結構。壟斷財團以地產獨占吸聚了香港經濟增長收益絕大比重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有效節制。最終走到了今天被港人稱之為“地產霸權”的香港市場狀態。
第二，在長期缺乏政府的鼓勵技術創新、創業的政策環境和重商主義的氛圍下，香港的商業活動短期化，成為其十分突出的特征。資本投資力求“短平快”，商業模式和企業經營被鎖定在短期回報或廉價成本的基礎上。由此，香港商界的主導潮流，一是有資本能力的大財團，選擇中短線回報最好的房地產、旅遊業等，而其他的資本則遊走於香港之外，具十分明顯的“逐水草而生”遊牧特點。這也是至今為止，香港的商界中仍然缺乏企業家精神，經濟活動主要圍繞“商”，而非創新與創造的原因。
自 2000 年以後，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制造業已經被視為低技術產業。隨之而來的中國科技與高技術產業在全球崛起，香港因缺乏科技發展而失去了經濟向上的動力，對中國產業的影響全面淪落，其經濟優勢向金融和資本營運方面收斂，經濟發展動力日益單一化。本身就是香港劣勢造成的結果。
第三，香港經濟發展中一直存在獨特的親資本、親商的政商關系，以及政府偏袒商界的傾向，導致經濟成長的利益主要向商界傾斜。這種狀況在回歸以後並未被糾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實踐中慣性地延續了下來。
第四，香港經濟的發展進入到一個優勢與劣勢並顯的階段。與 20 世紀 80 年代至 21 世紀初不同，當時的香港優勢是主導，劣勢並沒有凸顯。而當香港的經濟增長動力逐步收斂至全球城市的金融中心、全球先進的服務業功能之時，經濟增長缺乏更多元的增長動力，就成為一個突出的矛盾。
三、全球經濟大變局中香港優勢的擴展
目前香港優勢正處於全球經濟大變局帶來的顛覆性變化之中。尤其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開發全球經濟的新增量市場，形成新的全球供應鏈。這個曆史性的大機遇，是香港經濟優勢擴展和提振的重要窗口期。香港經濟優勢發展的未來挑戰與機遇，是如何適應當下全球經濟大變局的顛覆性變化，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新經濟全球化，在未來經濟增長的新空間中擴展其經濟優勢。這就要求香港充分發揮所長、抑制所短，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一)全球經濟大變局中的世界所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不僅終結了美國負債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更是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一個全面挑戰。這個全面挑戰首先是針對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占據話語模式的主流地位;更重要的是針對過去 500 年行之有效，且在 20 世紀最為成功的全球現代體系。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這不僅僅是一場全球性經濟危機，而且是具重大意義的全球經濟體系的重構。
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結果，是 500 年來形成的資本主義全球地域的分層結構，即由歐美國家為主的增長核心——後發的半邊緣地區——落後的邊緣地區，這種資本全球流動的格局被改寫。歐美增長核心被新興經濟體所替代，增長由資本主義核心地區之外的力量所驅動，這是美國所始料未及的。歐美力量的衰落和亞洲力量的崛起將成為 21 世紀最為突出的特征。
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正在形成之中，全球經濟的運行體制正在改寫。根據麥肯錫研究院發布的對未來 20 年預測表明，這個 500 年來的全球大變局具有四種顛覆性力量：(1)經濟活動和推動力開始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及其城市轉移。(2)技術的范圍、規模和經濟影響力的加速。(3)人口結構，老齡化、生育率持續下降導致全球的勞動人口增長放緩，機器人與智能機器人的普及，老年人消費市場的擴張將成為全球需求的重要構成部分。(4)貿易、資本、金融、人口以及大數據等在世界的流動，或互聯程度大為加強。
中國順應全球經濟大變局的變化，把四種改變全球的顛覆性力量，具體彙聚在“一帶一路” 的大戰略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正是全球供應鏈與國際經貿的重心，開始從太平洋一側轉移至歐亞大陸與印度洋，更延展至非洲的具體表現，新供應鏈正在興起並開始超越原有的供應鏈。僅從貿易量的數字看，2015 年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接近 6000 億美元，超過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水平，排在第一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的貿易規模，2015 年已經突破 1 萬億美元，占中國貿易總額的 1/4 以上。目前，中國是世界上 126 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國，而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只有 56 個。中國已經成為歐洲、中亞、南亞、西亞與非洲的最大市場與投資者。由此中國的“一帶一路”正是順應這一全球大變局的全球戰略。
“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建設和供應鏈的形成，與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美國主導、中國參與的全球供應鏈和貿易網絡，也即香港作為中介的太平洋兩端為主的全球供應鏈，有著地域方向的根本區別。這是一條自中國起向西擴展，連帶著亞歐非新興經濟體和歐洲傳統發達國家的新興供應鏈。陸地上是亞、歐互聯，海洋上則是亞、非、歐、大洋洲相通。這標志著世界經濟未來的主要拉動力，是亞歐大陸和印度洋連接的亞非地區，中國的“一帶”准備在亞歐地區建成六個產業走廊;而新“一路”則以南海向西的印度洋、地中海，連接歐洲與非洲。新供應鏈的興起，需要新的互聯互通網絡，包括以基礎設施為主體的物流運輸網絡的形成。新的供應鏈網絡，也需要資本與金融的支持，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重磅的金融創新，無一例外地指向中國的西邊。這是未來20 年的全球經濟新增量產生的地區。
(二)世界所趨之中的“香港所長與所短”
過去的 30 多年間，香港作為世界市場與中國經濟之間的中介，主要連接著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向東與太平洋地區和大西洋地區的美歐國家之間的全球供應鏈和經濟貿易網絡。這是香港經濟優勢的全盛黃金時期。這個網絡，可以說代表著過去美國主導的，而現在已經開始滑落的原有太平洋全球供應鏈和貿易版圖。過去 10 年香港經濟增長的低迷，正是這個全球供應鏈和貿易版圖發展速度放緩的一個縮影。香港經濟亟需擴展新的全球供應鏈，擴大新的貿易、金融版圖，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當前全球經濟大變局中的世界所趨，是改變世界的四種顛覆性力量的組合，與體現這些力量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這個全球經濟的曆史性轉變，為香港的經濟優勢，開辟了一個擴展潛力巨大的新興市場和新地域空間。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全球先進的專業服務業，全球頂尖的互聯互通水平、經濟的高度開放度，以及長期累積而成的全球貿易、經濟網絡，高度發達的服務水平和全球一流的營商環境、法治和司法制度，等等，均是香港能夠把自身的資本籌集、運作和調配能力、高端的專業服務提供，輻射延伸至“一帶一路”的極其廣大的區域，擴展香港的經濟優勢。
香港經濟優勢向“一帶一路”的擴展，發揮之所長，可以集中在幾個方面：
第一，在中國目前承擔的向全球提供基礎設施的“公共品”建設中，香港可以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資金運作、風險管理和專業服務提供的作用，從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提升為“一帶一路”的國際資本、金融中心。
第二，在中國企業走向“一帶一路”國家之時，香港不僅可以發揮貿易與融資的優勢，更可以發揮其國際經營的經驗和知識優勢，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海外地區總部。與此同時，香港也可以吸引“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進入，成為“一帶一路”國家企業的海外籌資、市場拓展地區總部。
第三，香港的制度性基礎設施和經濟軟實力，即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場體制、法律與法治，包括金融、專業服務、產權及知識產權等立法與法治;中西合流的文化與商業傳統，經營習慣和長期形成的職業操守。是香港長期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聯系而形成的。這是香港能夠吸引和發展高端的專業服務業之優勢條件。香港可以通過發揮其本土的這個優勢條件，吸引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先進服務業，在香港集聚，成為“一帶一路”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中介和高端服務業的集聚中心。
事實上，香港貿易、物流供應鏈的全球一流效率，反映了高端的專業服務業優勢，可以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提供各類專業服務，以及供應鏈管理的知識。更可以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港口、機場、鐵路提供管理人才，以及這些國家和地區所需的人才培訓。
從目前香港經濟發展陷於膠著狀態，經濟優勢日漸消減的走勢看，“一帶一路”應當是香港經濟獲取新的增長動力，進入新經濟增量的市場空間，在新的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地區擴展經濟優勢的一個重大的曆史性機遇。
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香港目前並未積極參與正在興起且高速成長、以新興經濟體為主導的全球供應鏈之中，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香港對於全球經濟大變局的應對之慢，其背後的原因正是香港經濟之短，也即香港的經濟劣勢。
首先，從根本上看，香港的科技研發發展滯後，使其無法直面全球技術變化所帶來的顛覆性經濟影響力。香港一直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充當著中間商的地位。可是當全球技術進步催化的跨境電子商務，正在逐步興起且成為新型的商業與貿易模式，對香港的國際經濟貿易網絡優勢和香港的中間商地位，勢必是一個巨大的沖擊。
迄今為止，香港在互聯網技術運用和創新方面，遠遠落後於內地。包括網絡采購與購物、互聯網金融與社交網站的創新等。2016 年在杭州召開的 G20 峰會上，由中國商界發起，其他國家的企業家共同響應，在中國內地成立 eWTP (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運作的目標是將全球80% 的中小企業和個人創業者在網上連接，形成巨大的貿易規模，從而說明中小企業與個人實現創業與創造財富的夢想。預計至 2025 年 eWTP 的世界貿易總額將占全球貿易量的 15%。可以預期這對香港的國際經濟、貿易中心將又是一個沖擊。
其次，香港目前所有的經濟優勢，包括貿易、資本網絡，基本上是與西方發達國家聯系的優勢。包括互聯互通指數，其聯通的主要為發達國家的傳統市場。中西商業文明溝通的世界網絡，這個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性，使得香港網絡局限於歐美國家的商業文明。而未來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量地區，全部指向中國的西方，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的經濟體，對未來的新興市場缺乏溝通，這不能不是香港進入這個巨大且有經濟增長潛力市場之短板。
在這個短板的基礎上，香港企業投資的“短平快”，即缺乏長期投資和深耕經營特點，成為短上加短的因素。這就是為什么在珠三角地區的港商設置的海外生產基地，主要集中於港商所熟悉的東南亞地區，且以原有產業的搬遷、維持傳統的貿易和市場為主之原因;而不像珠三角地區的內地企業，很多均闖入了中亞和非洲地區，不少大型企業更在非洲投資設立工業園區，實行多元化經營和開辟新盈利的市場。
香港目前固守傳統的貿易版圖和市場格局，坐等新興市場的果實成熟分一杯羹之想法，會一再錯失香港經濟重回快速增長軌道，最終使香港的經濟優勢失去在未來經濟增長的新空間或未來新的經濟增量市場，進一步擴展的曆史性機遇。
(三)摒棄香港之短才能擴展香港之長
無論是香港轉型為全球城市所面對的困境，以及香港面對世界趨勢反應之緩慢，都在說明一個事實：香港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不能不直面其劣勢和劣勢產生的根源的局面。當過去經濟成功的因素成為今天經濟發展的障礙之時，仍然把這些因素作為不可更改的神聖教條膜拜，這不是科學而是迷信。
香港目前最應該摒棄的，是自由放任和所謂的積極不幹預政策。這種政策本身在全球產業革命和新技術急速發展時，是經濟體的致命之傷。它不僅阻礙科技活動的興起、新產業的產生，更造成香港商界的短期投資和經營行為與心態，尤其是導致香港內部市場的壟斷、經濟活力嚴重缺乏以及目前香港的全球城市成為跛腳的根本原因。
香港經濟活力、創新能力以及經濟優勢的擴展，必須首先是從自由放任、積極不幹預更新替代成為積極有為的幹預，根治市場壟斷，放開競爭機制，通過有效的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為新的市場、就業、產業、技術和資本這五種動力的產生，提供創造性的環境。同時，過去對資本壟斷的不幹預也應該徹底摒棄，適度地節制資本，讓香港民眾真正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事實上，那種偏袒資本利益忽視民眾福祉的所謂經濟競爭力，是得不到民眾擁護的。
其次，香港民眾開始質疑長期以來親商、親資本的政商關系弊病，這也是香港經濟未來發展要摒棄的特點之一。香港商界精英主導香港經濟，甚至香港的政治生態，是在殖民管治時期養成，且在回歸以後被保持和承襲。
誠然，香港商界和專業人士是香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資產，但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奇跡和優勢，或稱香港模式，絕非商界的單一努力，而是香港民眾以巨大成本和代價創造的。實事求是地說，經濟發展的成果來自勞資雙方的努力，更何況在港英政府時期，實施的偏袒資本、忽視勞工福利的政策，使得香港經濟成功是以香港民眾的巨大犧牲換取的。不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理解香港的成功模式。
最後，香港全球城市的轉型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香港與內地政治互信的建立，以及與周邊城市，也即珠三角地區的合作關系。這是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即中國因素在新形勢下的轉變。
未來的全球競爭主體，將從國家走到各國的超級城市，或稱世界級的城市群。事實上，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城市，都是這樣的大都會城市群。香港全球城市的發展，本質上是與珠三角地區的城市相聯系的。城市群是一種通過經濟功能在不同城市間的空間分工形態，具功能一體化和空間一體化的特點。即通過資源在城市間的自由流動，使得城市間形成不同的專業化分工，從而在經濟功能和空間上，各城市之間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依賴的網絡。世界級的城市群或超級城市能夠成為未來全球競爭的主體，在於這些城市群是全球互聯互通的供應鏈的主要節點和樞紐，全球產業的科技和創新中心。
2010 年為推進廣東與港澳合作成為具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廣東分別與香港、澳門簽訂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與《粵澳合作框架協定》。2017 年 7 月 1 日，在香港回歸 20 周年之際，國家發改委與廣東、香港、澳門四方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提出要“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要通過合作，“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由此可見，香港強化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的合作與對接，才能抓住“一帶一路”這個曆史性的大機遇，充分擴展經濟優勢的發展空間。
(作者簡介：封小雲，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特聘教授、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