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在茫茫書海中尋找好書的讀者來說，知道一本書是暢銷小說只能說明這本書曾經被很多人買回家里，可是如果你知道一本書是一部邪典小說，你至少可以肯定：這本書曾經讓很多人非常、非常的着迷過。
1980年12月8日，歌星約翰·列儂——著名的披頭士樂隊的主唱——在紐約街頭慘遭槍殺身亡。凶手是二十五歲的馬克·大衛·查普曼，他向列儂發射了六顆子彈，然后安靜地坐在路邊等待警察到來，同時開始閱讀一本隨身攜带的小說，那本書名叫《麥田里的守望者》，作者是J. D.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對于查普曼來說並不是一本平常的小說，在事后向警方發表的“宣言”中他提到了這本書，后來在接受宣判的法庭上，他又朗讀了這本書的部分章節。在這個個性偏執的年輕人的生活中，《麥田里的守望者》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在那本書的扉頁上寫道：“這是我的宣言。”
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而從中可以看出一本書的力量。一本能夠達到這種效果的小說，常常被稱為“邪典小說”(Cult Fiction)。《麥田里的守望者》就是一本經典的邪典小說。這本書影響了不同時代的很多人，當然，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變成殺人犯。
杰羅姆·大衛·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1.1-2010.1.27)，美國作家，代表作《麥田里的守望者》
英語中的“Cult Fiction”這個詞，其實是個模糊的概念。大致說來，它是指那些非主流、未必十分出名和暢銷，但在某些特定讀者群中得到了狂熱追捧的小說。如何翻譯這個詞目前好像尚無定論，“Cult”一詞本身有宗教崇拜、邪教等意思，但用在這里並不是指這類小說與宗教有關，而是形容讀者近乎宗教崇拜式的興趣。另一個相關詞“Cult Movie”如今通常被譯為“邪典電影”，那麼不妨將“Cult Fiction”翻譯成“邪典小說”。
我最近讀了一本名叫《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的英文小說，作者是美國作家查克·帕拉紐克(Chuck Palahniuk)。這本書連同帕拉紐克的其他作品常被人視為當代邪典小說的例子提及，而作者的官方網站的名字就叫“The Cult”。
《搏擊俱樂部》的敘事者是一位汽車公司的職員，他厭倦自己的生活，還患有失眠症，他混入專門為各種重病患者定期舉辦的“互助小組”，通過體會生命垂危者的痛苦，重新獲得生的感覺。在這些互助小組里他邂逅了女主人公瑪拉·辛格，一個和他一樣的冒牌貨。同時他結識了一個名叫泰勒·德頓的人，此人從事電影放映員、侍應生之類的工作，但目的似乎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尋找惡作劇、搗亂的機會(電影膠片中插入色情影片的片段，在高級宴會的菜肴中注入異物)。敘事者和德頓共同創建了一個名為“搏擊俱樂部”的地下組織，參加者皆為男性，他們在這個俱樂部里赤膊互毆，只為體會打架的樂趣。后來這個俱樂部變得十分流行，開始在各地出現，而德頓又開始醞釀一個更為驚世駭俗的恐怖計划……
小說《搏擊俱樂部》內容怪異，文字充滿張力和節奏感。該書于1996年出版后獲得了評論界的一些好評，拿下了幾個文學獎，並得到了一批以青年男性為主的小眾讀者的青睞。1999年，這部小說被好萊塢搬上銀幕，上映后票房並不理想，但當DVD版本出現后卻受到了影迷的強烈追捧，小說《搏擊俱樂部》也得以再版，最終成為一部邪典。不同于大多數暢銷書，像《搏擊俱樂部》這樣的邪典小說不僅僅是因為可讀性、娛樂性而流行，它們當中很多對人們的價值觀和社會文化都起到了影響作用。帕拉紐克在再版的前言中列舉了《搏擊俱樂部》的影響：地下“搏擊俱樂部”在各地紛紛出現;時裝設計师將刀片縫入男裝，稱之為“搏擊俱樂部款”;很多男子正式改名為泰勒·德頓;《標准周刊》開始宣稱“陽剛之危機”;學者推出社會學著作《失信：美國男人的背叛》;賓夕法尼亞大學專門召開學術會議，把《搏擊俱樂部》和弗洛伊德、軟雕塑、闡釋性舞蹈等等一起研究。
幾個月前，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五十本最佳邪典書》的文章。作者在開列書單之前先對“邪典”這個詞的含糊性發了一通感慨：“什麼是邪典書?我們幾經嘗試，卻無法給它下一個准確定義：那些常常能在殺人犯的口袋里找到的書;那些你十七歲時特別把它當回事兒的書;那些它們的讀者嘴邊老是掛着‘某某某(作者名)太牛逼了’的書;那些我們的下一代搞不明白它們到底好在哪里的書……這些書里經常出現的是：毒品、旅行、哲學、離經叛道、對自我的沉迷……但是，這些並不足以概括邪典書的全部特征。”在該文列舉的五十本最佳邪典著作中，不難看出有很多屬于類型小說(Genre)，如懸疑、科幻、驚悚、玄幻等，但是很多經典的文學作品也被列在其中，比如：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J. D.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博爾赫斯的《迷宮》、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加繆的《局外人》，等等。
可見，“邪典小說”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小說類型。一部邪典小說可能是一本通俗小說，也可能是一部純文學作品。那麼，邪典小說有什麼共同特征呢?我覺得，可以用“邪”和“典”這兩個字概括這類小說的特點。
首先，邪典小說應該“邪”。這里的“邪”字並無貶義，是指邪典小說在內容或寫法上一般都不太傳統——偏離主流、新穎怪誕，甚至引起爭議。太正統的小說是不能被稱為邪典的，《追風箏的人》雖然很暢銷，但和邪典小說沒有任何關系。真正的邪典小說總是有些“邪”氣。在內容方面，《搏擊俱樂部》中的人物都是些带有反社會傾向的“邊緣人物”，他們的行為舉止和生活態度絕不屬于安分守己的普通人。小說《在路上》塑造了一群“垮掉的一代”，這些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新穎而離經叛道的。《局外人》刻畫了一個奇怪的主人公：貌似麻木不仁、感情冷漠，對母親的去世仿佛持旁觀者的態度。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農場》中描繪了一個離奇的世界：農場里的動物們推翻了人類的統治，自己當家做主人。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曾因涉及戀童癖題材長期被禁。威廉·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曾因描寫吸毒、性愛等內容被告上法庭。在表現手法方面，《五號屠場》雖然以二戰為背景，但馮內古特大膽地摻入了科幻小說的成分，主人公可以做時間旅行，還曾遭到外星人的劫持。《萬有引力之虹》也是一部寫二戰的作品，但品欽毫無顧忌地加入了統計學、生物學、物理學、心理學等成分，使整部書成為一部結構散亂、包羅萬象的大雜燴。《赤裸的午餐》在寫法上也背離傳統，整部小說仿佛是由一些零散的碎片拼湊而成。
但僅僅靠“邪”是不夠的。除了“邪”，還要被讀者奉為“典”，才能稱得上邪典。邪典小說都是得到過讀者極端追捧的作品，而這些作品的讀者群並不一定很大，它們中很多都是在小范圍內流行、傳播的，有的還曾一度絕版。在《邪典小說名著：邪典流行文學指南》(Classic Cult Fiction: A Companion to Popular Cult Literature)一書中，作者托馬斯·瑞德·維森(Thomas Reed Whissen)指出：“邪典文學和其他文學類型的主要區別在于：一本書是否能達到邪典的地位，主要取決于讀者反應，而不是作者的意願。一位作者可以有意地去寫一本懸疑小說、愛情小說或幻想小說，但是沒有人能夠把寫一部邪典小說作為創作目標。一本書是否成為邪典決定于作者本人無法控制的因素。大眾讀者將決定他們是否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無人喜愛，那它無論如何也成不了一部邪典。”
據說史上最早的邪典小說是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這本出版于1774年的小說在當時掀起了一股“少年維特熱”：歐洲的年輕人不但模仿小說主人公的着裝(藍外衣、黃馬甲、黃褲子)，還使用“維特杯子”、甚至“維特香水”。拿破侖對這本書倍加推崇，讀過七遍該書的法語譯本，出征埃及時還不忘懷揣一本《少年維特的煩惱》。這本書的流行也带來一些負面影響，很多青年讀者模仿書中主人公的自殺行為，引發了一股自殺的風潮。
H. P.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1890-1937)是上世紀早期的一位著名邪典小說家。其作品影響了后來的恐怖、懸疑和奇幻小說。區別于同一時代那些把西部牛仔故事搬到太空上去的粗制濫造的科幻小說，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作品里融入了獨特的宇宙觀和哲學思考。在1928年發表的著名科幻恐怖小說《克蘇魯的呼喚》(The Call of Cthulhu)中，他向讀者展現了一幅邪惡可怕的圖景：一個名叫“克蘇魯”的遠古時從外太空降臨地球的邪神，一直長眠于被海水淹沒的史前古城之中，隨時等待從夢中蘇醒，以恢復它對地球的統治。也許是隔了八十年的緣故，我讀這篇小說時並未感到特別興奮，但可以想象，過去已經有無數作者模仿過這種風格，重復過類似的故事，以致經典反倒顯得有些平庸。洛夫克拉夫特一生坎坷，生前並沒有出名，它的小說很長時間一直處于“地下文學”狀態。雖然這些小說不為大眾熟悉，它們卻在小圈子里備受推崇。很多崇拜者把畢生精力用于保存、出版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這些崇拜者中有很多人本身也是作家，他們對洛夫克拉夫特如此推崇，以至于建立和發展了一個“克蘇魯神話體系”，即作家們依據洛夫克拉夫特當初搭建的故事背景寫更多的同類小說。國內2005年引進過一本名叫《邪神復蘇》的小說集，收集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原著小說和一些后人的承襲之作。
二十世紀中期(1945-1975)是邪典小說的黃金時代。《邪典小說名著》一書談到了這一時期邪典小說在讀者中的傳播：這些書的讀者大多是大學生，他們感覺這些小說非常神奇，好像是專門寫給他們的。他們對這些書着迷到發瘋的地步，反復閱讀，向旁人推薦，討論書中的觀點，模仿書中人物的語言和姿態。逐漸地，這些書開始流行，結果出乎包括出版商在內的所有人的意料，成為一本暢銷書。評論界對這些小說可能會貶低或置之不理，有些書還會遭禁，但讀者的興趣反倒因此變得更強。這些書影響了整個時代。
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說《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就是出現在這一時期的一部邪典書。這本1962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充滿了暴力描寫。主人公是一位五毒俱全的不良少年，因劣跡斑斑而身陷囹圄。在監獄的治療中心，他接受了一項改造犯罪分子的心理治療實驗，方法是強迫實驗對象在生理不適的情況下不停地觀看暴力影片，目的在于使罪犯對暴力行為產生條件反射式的生理性排斥。通過這項治療，主人公開始厭惡犯罪，他失去了自由意志，變成一個機械的“發條橙”，但等待他的不是新生，卻是更大的痛苦。通過這部小說，伯吉斯想要表達的是：即便是邪惡，只要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也要強于通過壓制人性和“洗腦”產生的“善”。《發條橙》出版后很快成為一部邪典。在這部書中作者自創了一種叫做Nadsat的虛構的語言，一些讀者專門編寫了這種語言的字典，網上還可以下載這種語言的翻譯軟件。1971年這部小說由導演庫布里克搬上銀幕，使得這部書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其影響已經滲透到搖滾樂、電視，甚至體育比賽和電子游戲的領域。
一位美國作家朋友告訴我，“邪典小說”一詞不但概念模糊，還常常讓人聯想起通俗文學，所以，這個詞在自視清高的文學評論圈里使用率很低。為了驗證他的說法，我上網搜索了一下《紐約時報書評》自1981年以來的文章存檔：用“Realism”(現實主義)一詞可以搜索出一千一百一十篇書評，用“Postmodern”(后現代)一詞能找到三百五十九篇書評，可是如果用“cult fiction”一詞搜索，嘿嘿，只能找到一篇文章(評論的正是上文提到的查克·帕拉紐克的小說)。
然而，一個概念的出現總是有它的意義的。我想，讀者可以把邪典小說當作了解一種文化、一個時代的工具。為什麼《麥田里的守望者》會成為很多人的畢生珍愛之書?為什麼《在路上》能夠在二十世紀中期影響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把這些書當作一種對時代精神的記錄來閱讀。對于在茫茫書海中尋找好書的讀者來說，知道一本書是暢銷小說只能說明這本書曾經被很多人買回家里，可是如果你知道一本書是一部邪典小說，你至少可以肯定：這本書曾經讓很多人非常、非常的着迷過。
(原文載于2008年11月16日《上海書評》)
本文節選自
《虛擬書評》
比目魚/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