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化中，關公是熟讀左氏春秋、踐行春秋思想的文化代表。史書《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注本記載稱：「（關公）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三國志魯肅傳》注引《江表傳》記載稱：「斯人（關公）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諷誦，是背誦、朗讀、誦讀的意思。「略」與「皆」同義，是幾乎都、全都的意思。上口，是誦讀詩詞歌賦、文章等純熟時，能順口而出的意思。「諷誦略皆上口」的意思是關公熟讀《左傳》，已經達到爐火純青、倒背如流的程度了。

　錢鍾書曾經說：「古之名將而精通《左氏傳》者，梁章钜《退庵隨筆》卷一三曾標舉之，關羽、渾瑊、狄青等與焉。」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是為《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由於孔子修訂《春秋》時惜字如金，講究微言大義，每用一字，必寓褒貶，不易理解，所以《左傳》以《春秋》為本，採用《周志》等列國資料，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對《春秋》進行的補充、解釋和說明。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傳》註解《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種：解讀《春秋》筆法、用事例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傳文。

　《春秋》與《左傳》的關係，是經和傳的關係，「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譚《新論》）意思是說，《春秋》與《左傳》的關係，就像是衣服的表和裏的關係，相輔相成，如果只有《春秋》而無《左傳》，讀者就很難理解《春秋》所包含的褒貶之義。通過《左傳》的史事註解，讀者對《春秋》的內涵就有了全面理解。

　南朝梁文學評論家在《文心雕龍》評價《左傳》時說：「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關公熟讀《左傳》，《左傳》是《春秋》的註解，關公自然也是深明《春秋》。所以後世人將關公視為熟讀《春秋》的典範加以推崇和膜拜。

　清代輯佚大家黃奭說，有墓誌言關公祖父石磐公，父親道遠公，三世皆習《春秋》。此說見於碑刻，當有所據。因關公家世傳《春秋》學，關公年少習之，故年長猶能背誦，也足見其對《春秋》研讀諳熟。

　《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寫赤壁之戰後，曹操敗走華容道，關公截住去路。曹操用程昱之策，知道關公深明《春秋》，即以《春秋》動之。曹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關公是義重如山之人，想起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又見曹軍惶惶，心中不忍，便放了曹操。

　毛宗崗評說道：「順逆不分，不可以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為義。如關公者，忠可千霄，義亦貫日，真千古一人。」

　《春秋》「微言大義」，「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這便是孔子作《春秋》，以寄寓善惡褒貶之義的思想宗旨。這也是關公踐行《春秋》，揚善止惡、大義參天的根本內涵。

　晚唐學者陳岳說：「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義，以《春秋》為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

　《春秋》思想指明了中華民族獨具特質的禮法制度、綱常倫理、道德精神、文化傳統、人格修養、社會規範所具有的意義和功能。

　孔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文聖人孔子修訂《春秋》，而為文聖人；武聖人關公踐行《春秋》，而為武聖人。《春秋》一書，大聖人所以正君臣之分，作忠義之氣，而示人以大綱者也。

　湖北陽新關帝廟有副對聯：「作聖有何奇，認真『忠義』兩個字；慕公無別法，熟讀《春秋》一部書。」《春秋》思想，正是關公文化的主要思想核心。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