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興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德行。德行不正，縱然有經天緯地的才能，也難以取得圓滿的結果。

　春秋末年，晉國大夫智宣子要為智氏家族選擇繼承人，智宣子喜歡兒子智伯瑤，打算立智伯瑤為繼承人，他的兄弟、智氏家族軍師智果對此勸諫，請求以另一個兒子智宵為繼承人，認為智伯瑤雖然有顏值高、射術精、有才藝、能文善辯、堅毅果決五大優勢，惟獨缺少仁德之心，如果以這五種優勢去做不仁不義的惡事，智氏家族必會走向滅亡。

　果如智果所料，智伯瑤成為智氏家族繼承人後，頻頻向晉國掌握大權的其他五個家族挑起戰爭。晉陽之戰，趙、魏、韓三家聯手，打敗智伯瑤。智伯瑤被殺，三家盡滅智氏宗族，瓜分其領地。

　只有智果，事先預料到風險所在，為了保全智氏血脈，另立宗廟，別為輔氏，智氏兵敗晉陽後，得以免遭殃及。秦滅六國後，輔姓不忘先祖，恢復智氏，智氏血脈得以延續。

　北宋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周紀一》中評論說：「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才能是德行的輔助，德行是才能的統帥。選人用人，首先是看這個人的人品、德行，其次是看這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再次是看這個人處理問題的能力，最後才是看這個人的才藝、語言水平等。

　司馬光按德、才的不同構成將人才劃分為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並鄭重提出警告：「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意思是說，用人最佳的選擇是「任人唯賢，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如果品德和才能不能兼備，那就要有德行的人，如果有德行的人也沒有，那麼寧願要無德無才的愚人，也不能要無德有才的小人。

　在司馬光看來，任用一個才能勝過德行的小人，對組織、對集體、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遠比任用一個無才無德的愚人要嚴重得多。

　關帝在《戒士子文》中說：「予叨職司三教，糾察賢愚，凡遇選士場闈，考察善惡。德行優而吉神護，可保成名；冤累重而仇孽隨，難期發達。苟一念之未純，雖窮經而何益！」

　關帝是儒釋道三教共同尊奉的神明，在佛教是伽藍菩薩、蓋天古佛；在道教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在儒家是關夫子、武聖人，文衡聖帝。關帝統領天地人三教，監察人間善惡。德行優良的人，就會有神明護佑，最終功成名就，心想事成。心術不正的人，只會聰明反被聰明誤，積下纍纍冤孽，即使有短暫的榮耀，長期看也難以發達。一個人若是心念不純正，就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又有什麼用處？

　用人是事業成功的關鍵，選對人，用對人，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戰國時，魏文侯與李克有段對話。魏文侯問：「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現在魏國需要在魏成和翟璜二人中選一為相，請問誰更合適？」李克提出了「識人五法」：第一，居視其所親。觀察他平常與什麼人在一起交往、親近，是賢人還是小人。第二，富視其所與。觀察他富有之後如何支配自己的財富，是用來做善事，還是滿足個人私慾。第三，達視其所舉。觀察他地位顯赫後，如何選拔舉薦人才。第四，窘其所不為。觀察他處於困境時，做什麼與不做什麼。第五，貧視其所不取。觀察他貧困潦倒時，索取什麼與不索取什麼。

　根據這五個標準，魏文侯確定任用魏成為相。翟璜不服，質問李克，說自己推薦了吳起、西門豹、樂羊、屈侯鮒以及李克本人，為魏國作出了很大貢獻。李克說魏成有千擔俸祿，九成用於百姓，只有一成自用，因而吸引到賢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推薦為帝王之師，這樣的德行才能擔當相國。翟璜恍然大悟，向李克道歉。

　考察一個人能否擔當重任，首先是考察他的德行。德行是做人的根本，是成事的基礎，上到治理國家，下到管理企業、家庭，德行比才能更加重要，而且，越是重要的崗位，任用有德之人越至關重要。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