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上世纪40年代，华北出现了一批活跃的诗人。印象深的是左翼色调的几个人，北京城里有邵燕祥，宛平县则是张志民。从诗歌写作的风格看，邵燕祥趋于文人的激昂之调，而张志民完全是乡土气的。他们后来都走进文化的队伍，诗风各自不同。从诗坛的格局看，张志民这类的诗人，后来很少出现。他的成名作《王九诉苦》《死不着》，以农民的口语为诗，底层百姓的苦难写得一唱三叹，是《王贵与李香香》后难得的作品。而晚年又以大众的笔触，写民间的哲思，至今都被人所念及。

　　我在90年代多次见到张志民。他为人低调，是文坛少有的真人。记得看过他写的《祖国，我对你说……》，感情颇真，是沧桑里的暖流，于精神洞穴流出无边的爱意。他的吟咏自有特别之处，责任感和平民化的文字，与40年代的作品是同一结构的。这种不变的韵律，在我那时候看来，与时代的风气很是不同。

　　张志民生活坎坷，但真诚之色不减。写诗是生命的一种表达，他的作品，没有士大夫痕迹，乃乡野的气息的流转，是泥土里的声音。也没有象牙塔的腔调，词语来自于寻常之处，围绕百姓的命运歌之、哭之。他的创作经历了三个时期，40年代的作品有大众解放的渴求，我们能够感受到和赵树理相呼应的传统;50年代与60年代则转为对新生活的歌咏，与郭小川一样真诚为文;80年代，他的诗歌调子一变，思想性增强，多了苍润淋漓之感。我看新近出版的《张志民诗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感到他的真挚与厚道。他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书写、对历史悲剧的读解、对同代人的曲直之径的描绘，没有流行的调子，都是心里流淌出来的歌，爱憎分明，情系苍生。这些口语化的哲思，自然而贴切。

　　他的诗有民歌风，谣俗的味道飘散其间。有的近乎打油，但绝无卖弄与扭捏之情。有的显得过于清浅，但也露出赤子的纯然。他时时以百姓的身份为文，喜欢人间的单纯。《秋到葡萄沟》几乎没有杂质，《秋风过太行》乃天人之际的冥想，《祖国，我对你说……》是沧桑里的独白。他的格言体的小诗，是典型的民间智慧的挥洒，自况和冷思，写着他人格的本色。

　　《张志民诗百首》的忧患之作甚多，我在其文字里读到杂文的味道。他抨击时弊的作品分量不轻，显示了老战士的激情。1981年，他看到一些干部腐败的住宅，直陈其弊，叹息早年的风气不再。参观古迹，不是好奇于皇家园林的大与华贵，而是思考主奴文化的生成。他读史，民本的意识浓浓，乃正义之思的流动。而思考自然山色，注重的是没有雕琢的存在。那些作品都是内心感受的产物，直白而真切。伪饰与绅士气，他是不喜欢的。《石景和石台》是最能代表其思想的诗句，他说，自己不喜欢名园的石景，对御笔石刻亦无感觉。文人的题吟则多是酸腐的。他喜爱的是村口的石台，“它默默地摆在那儿/从不需要/画家的临摹/诗人们的问津/这里不刊登/名家的颂词/但发表人民的评论/祖先们/曾在这里/说功道过/儿孙们/仍在这里/评论古今”。这种以百姓口吻写百姓思想的诗歌，可能不登大雅之堂，没有布尔乔亚的味道，但却是带着热气的、人的真的声音。艾青说他是“林中的一棵大树，根深叶茂”。不是没有道理。

　　许多人欣赏张志民，孙犁就与其关系较深。他们的往来书信留下了许多故事，都是那代人精神的记录。孙犁晚年读书甚多，从书本与现实间的对话建立了诗意的空间。张志民则少有那些书趣，喜欢从现实中提取意象，远离的是书斋气。也许我们会觉得与传统的文脉存在距离，但从实际里提纯的诗情，照样有引人思考之处。张志民欣赏孙犁，自知走不了孙犁的路，但那种从苦难里表现温情的表达，他深以为然。在《赠孙犁》一诗里，他写道：

　　车过雄州望安新，惊见淀水化陆沉。

　　有情最是孙君笔，留得芦花永撩人。

　　孙犁虽然和其审美的路径不一，但在乡土气和大众意识方面，有诸多交叉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古老的民魂。我忽记得邵燕祥谈及他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索之当世，已不易得”。那一代人的闪亮点，或许就在这里。

　　大约是1997年的夏天，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举办关于他的诗歌朗诵会。那一天他拖着病身来了。在回答大家的提问时，一再强调民本意识，写作不是自乐，而是系天下之安危。许多青年未必了解他的深意，我自己当时就和他在不同的语境里。那一刻我试图去读懂他的世界，不过还是有些隔膜。直到今天，他的诗选问世，重读其作品，才知道他远比我先前想象的要丰富。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诗人，从来没有脱离大地的怀抱，那些散着草根味的词语，值得我们再次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