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书》：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对冷漠的反省和摒弃

　　——何向阳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曾被称为“70后”，这一称谓虽只是一个时间划段，但叫响的时候仍有对年轻作家的期待在里面。时间一晃，当年的70后作家大多已入不惑，无论生活还是思想，都较初入文坛有了更多收获。这“代”作家曾经被生活经验裹挟着走，到了今天，当他们也有个人经历的积累时，便自然从现实的近处跳出来，开始思索生活背后更深远的东西。一个文学证明是，70后作家近年均开始涉猎长篇，他们多少要在文字中找到一种有长度对应的“历史”参照。乔叶的《认罪书》，无疑是这种文学浪潮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认罪书》写了三“代”女性，金金、梅梅、梅好。小说从作者“我”意外收到患病将不久于人世的金金所写的一部书稿开始，先展开金金的故事：来自乡村，到城市打拼，单枪匹马举目无亲情形下遇到梁知，两人产生恋情，而这恋情中却暗含危机，危机之一是恋爱在金金那里有委身成分，而在梁知那里却藏着金金外貌酷似他初恋情人的秘密。这样的感情一开始就注定着结局不善，两人终于分手了。但金金并不罢手，为了印证梁知的“替身”之爱是否属实，她竟与梁知的弟弟梁新结为夫妇，从而接近梁知，使感情再陷危机。往下看，你渐渐发现金金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引子，它的后面是梅梅的故事慢慢变得清晰。梅梅曾与梁知恋爱，而因高考落榜，两人拉开距离，一个上了大学终获得可以自我实现的人生，另一个却被送到别人家当保姆，最终与她向往的人生愈走愈远，以致失恋失爱自尽于异乡。在对梅梅故事的发掘中，我们嗅到某种神秘悬疑而惊悚的味道，梅梅是自尽还是他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梁家兄弟在对待梅梅一事上的吞吐古怪的态度，当“良知”“良心”都沉睡之时，金金存在的价值已不在于寻回只属于她个体的爱情，而是站在女性角度，探究一个女性为何会与自己的愿望一再相失。

　　梅梅的故事，写了一个男人最终对于爱的放弃而带来的他人命运的逆转。但是如果只是揭示这样一个原因，作者仍会陷入一个爱恨悖论的怪圈中去。这样的故事在乔叶本人的笔下已经很多。小说笔锋一转，梅梅的故事仍是一个引子，这个故事的存在，在于引出她的母亲——梅好。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人梁文道。梁文道与梅好的交集是在“文革”中间，于是我们看到了经由许多文学作品表现过的伤害与受害的一幕，当年的伤害者或者说是参与伤害事件的旁观者，在这部小说中只是隐隐的一个背影式的巨大存在，它简直无所不在地渗透于梅好的生活与命运中，并还持续影响着梅梅的命运，并通过梅梅影响到金金的命运。三“代”女人各有不幸，但究其源头，都或多或少地与历史发生着关联，虽然金金的时代已远远跳出当事人的年代，但伤痛仍然存在。

　　我想，真正的“罪”不在于年少时曾参与到某种集体疯狂中去而成为伤害他人的人，而在于眼见“美好”被撕碎被玷污被毁灭却袖手旁观，不自觉地成为这伤害事件中的一员——他们的“罪”在于此。也许刑法的法庭无法判其有罪，但在道德与良知的法庭，却是一个罪人。而更深的罪在于，这部书中的多个当事者都是冷漠的，他们并不珍惜赎罪的机会，对梅好的女儿梅梅并没有承担保护任务，而是使她受到更深的伤害。由此，《认罪书》呈现的不单纯是一个男女之间的爱的故事，而是提出了特定年代里一个民族的爱的能力普遍缺失的问题。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失爱与自私，而自私、自我保全，正是爱他人的最大的敌人。这敌人仍在我们中间，在金金与梁知的纠缠之中，我们看到了梁新的受害;在梁知因为自身前途而规劝梅梅放弃时，我们看到了梅梅的受害;而这一切的“加害于人”，并不在于刀刃枪炮，却只是用“冷漠之心”，便可以致人死地。乔叶之书，虽不加掩饰地写野心、欲望、妒忌、复仇，叙事结构也不免通俗，但是，她发现了人性中最有杀伤力的一种罪——冷漠。

　　冷漠，是“文革”的精神后遗症。“文革”伤害的不仅是人的肌体，更损害了人的精神。肌体之痛可以短时期内平复，但精神之疾却不易痊愈。人心的养得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的是敢于忏悔的勇气。冷漠症，是人心败坏的一种表现。冷漠，是对爱的不信，是对爱的背离;冷漠，是对恶的容忍，是对恶的纵容;冷漠，是不顾他人，自私自利;冷漠，是一种病，是一种恨。但冷漠却常常被我们用来作为自保的武器，而这武器却一再地伤害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邻人，以致最终伤害的是我们自身。

　　不能不说，这个发现，于小说故事中慢慢浮现。所以作者写金金在与梁知苟合而致梁新狂奔离去时，金金没有去追她的“爱人”，反而想，若是梁新死了，“我和梁知可自由得多”。梁新果然车祸而亡。当然，作者并不致力写意念杀人种种奇观，而是点出冷漠也是最残忍的罪行之一种，并将此种沉痛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天，我没有去追梁新。但是，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就像几十年前的那天晚上，梁文道目睹着梅好走进了群英河一样，就像张小英目睹着梁文道目睹梅好走进了群英河一样，就像那个一直寄白信封的人目睹着张小英目睹着梁文道目睹着梅好走进了群英河一样。”

　　目睹，使这些人成为旁观者，旁观，使这些人见死不救。而在他人面临生死危亡之时，这些目睹者没有伸出援手。梅好(美好)，与其说是死于伤害与疯癫，不如说是死于冷漠与无援。这种对于人性的反省，在近百年前鲁迅先生的作品《药》中我们看到过。如今，正是对这种冠之以“罪名”的冷漠的反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转型，或许正印证了鲁迅曾在文章中提到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而真爱的获得，必然基于我们对于冷漠的摒弃。

　　笨拙的努力

　　乔 叶

　　历史，是我们在写作中绕不过的一种叙事背景，但如何面对、如何陈述、如何思考，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智慧。中国人不太善于道歉、忏悔和反思，我在《认罪书》里力图表达的，也是这三种。然而，我认为，最重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第四种，即罪与赎罪。也正因了对第四种的执念，所以我写了《认罪书》。因此《认罪书》和道歉有关，和忏悔有关，和反思有关，也因为道歉、忏悔和反思的人是如此之少，所以更和追究有关，和认罪有关。当有媒体问我：《认罪书》题记说要“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这“罪”在何处，如何救赎?我回答道——当然这样的问题可以有更周详的回答，但我还是愿意去做一个哪怕不周详但却有重点的一个回答——我最想让小说里的人和小说外的人认的“罪”，也许就是他们面对自己身上的罪时所表现出来的否认、忘掉和推脱。如何救赎?只有一条路径：诚实地面对自我，洗净自我。

　　借用婚外恋的壳，《认罪书》的指向是从过去到当下的历史进程中普通国民精神的深层肌理。不过，“文革”虽是重点，主人公金金却并没有处于“文革”现场，而是在当下叙述，这一方面是我作为写作者的局限决定的。我并不曾亲历“文革”，所以进行现场叙述总是觉得胆怯。另一方面，从当下切入也是寻思很久的选择。追根求源，也许是因为我对我们当下的很多问题与“文革”之间的渊源更感兴趣。“文革”已经远去，但对“文革”的反思不曾停止，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韩敬群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横行与潜伏于历史与我们内心中的罪与恶，更当如是。我曾经以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从前，其实我们一步就可以回到从前。”正是因为对他们的话有很深的体认，所以我选择了从当下角度切入。并由此上溯，为当下的这些问题回溯到“文革”这一支比较近的历史源头。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和我们所处的当代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活色生香的关系，作为写作者，尽量深入准确地找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为之做出富有个性的表达和体现，这就是我在《认罪书》中所做的笨拙的努力。有评论家说我写这本书用力过度，更有人戏言：“用摩托车的发动机去拉一个奔驰的车身。”细想想，这还真是我的脾气。我喜欢写大于自己的东西，总觉得这样更有意思，因此注定了宁可用力过度，也不可能用力不够——所以，笨就笨吧，写作这条路上，我就守着我的笨过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