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茶画喜以卢仝作为主角描绘，这位唐代诗人、隐士，不图仕进，嗜茶，所作《七碗茶歌》为爱茶者所乐道。唐寅、丁云鹏等人的茶主题绘画多以他为主角。

 

　　明代饮茶习俗大变

 

　　饮茶方式在明代出现了一大变革。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正式废除福建建安北苑团茶进贡，禁造团茶，改茶制为叶茶，从此改变了唐宋以来饮用末茶为主的习惯，点茶法渐行消失，饮茶改为煮沸水冲泡，再注入茶杯饮用。

 

　　明代叶茶用容量较小的茶钟、茶杯，方便观察茶色的白瓷受到青睐，另外，泡茶的茶壶、煮水壶用宜兴紫砂或朱泥茶壶。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冯可宾在《岕茶笺》中亦说：「茶壶，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才得其趣。……壶小则味不涣散，香不躲搁。」

 

　　明代文人饮茶风气，极富特色，除要求茶器外，亦对茶品、泉品、茶友、赏器、闻香、插花、择果等有诸多要求，而幽人雅士则以拥有属於自己的茶室为要，在书斋一侧建构茶寮，成为必备条件之一。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僮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这些对茶事的虔敬及形式均具体呈现於明代的绘画中，进而今天的我们能一窥明代文人对茶的热情。

 

　　执着营造审美氛围

 

　　品茶、赏书、鉴画是明画中常见的文人休闲雅事，明代花艺大家袁宏道把品茶列为上等生活艺术，他说「茗赏者上也，谭赏（清谈）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明代文人、茶人对品茶环境、空间的选择，审美氛围的营造更为执着，在绘画及茶书中均充分反映出来。唐寅、文徵明、祝允明、王问等都是仕途不遇的文人，对文人四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又都嗜茶、精於茶事，留下不少品茶代表作，不仅带动晚明文人茶风鼎盛，而且还将茶画、茶书的创作引领至高潮。

 

　　明代茶书一再强调品茗时对茶水、器具、环境、人数、心情、氛围的规范，提出品茶「十三宜」与「七禁忌」。陈继儒的《茶话》中谈及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张源的《茶录》中则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明人讲究饮茶空间，反映在明人画作中，唐寅的《煎茶图》轴、《品茶图》轴，陈洪绶的《谱泉》，丁云鹏的《卢仝烹茶图》等等，多为一人独啜，或二三知友评书鉴画，一旁侍僮或汲泉，或准备茶事，呈现文人悠游茶事的情趣。

 

　　品茶用瓯 白瓷为良

 

　　宋元时代吃茶，使用碗壁较高、较大型的茶盏，又称茶碗。明代宜兴朱泥茶壶出现，《卢仝烹茶图》画上白衣卢仝，座前朱泥鬲形泡茶茗壶，红衣赤脚老妪於铜茶炉上的以朱泥单柄壶烧水煮茶，表明其为明代中期以后的泡茶法。明代画家笔下描画的通用茶器还有垫布上摆放的小型白瓷茶杯、朱漆茶托等，与茶书记载明代「品茶用瓯，白瓷为良」、「纯白为佳」或「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相吻合。

 

　　藏於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丁云鹏《玉川子煮茶图》，描绘白衣襆巾的卢仝，持白羽团扇，注视青铜风炉上的煮泉朱泥单柄壶。一旁红衣老妪手捧盖盒，另一侍者则手持提梁朱泥壶。茶器陈设奇雅自然。

 

　　另一幅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人煮茶图》也是三人组合，於墨竹芭蕉下烹茶。白衣主人手持团扇扇火煮泉，铜炉上所置为宜兴茶铫，背后花石桌上陈设茶壶二把、茶叶罐数个，另有白瓷茶杯、朱漆茶托一组，以及双耳香炉与朱漆香盒等。茶器陈设齐备，於庭院蕉石前烹茶，充分呈现明人讲求茶饮空间的表现与美学，与《茶疏》中谈到适宜品茶的时空与趣味，如「心手镕适、听歌拍曲、鼓琴看画、明窗净几、茂林修竹、课花责鸟、小院焚香、清幽奇观、名泉怪石」等相互呼应，这是明代文人品茶的理想境界。

 

　　现藏於无锡市博物馆的丁云鹏《煮茶图》有对环境的特别描绘，园中有各种花草奇石，茶几上下兰蕙、盆景；画上不同材质的器物尤其丰富：竹编茶炉、宜兴砂陶单柄壶、藤编笼子、宜兴陶壶、白瓷茶叶罐、白瓷茶杯、朱漆茶托、青铜香炉、朱漆香盒、螺钿方套盒、花石茶几、青铜豆形器、泉罐、茶食盖盒等。其中竹茶炉是明代文人最为推崇的茶器之一，并影响清代乾隆皇帝，终其一生喜以竹炉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