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淺顯易懂的歷史文化書籍《遲到的文明》大受歡迎，其作者為年過八旬的著名學者袁偉時先生，袁偉時是中山大學退休教授、中國近代史作家，代表作為《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袁偉時先生青年求學，輾轉學史，一心求真，30多年前出版第一本專著時他曾寫下「學術與盲信勢如冰炭」，此后說真話求真相成為了他畢生的執著，耄耋之年他依舊勤勉，伏案工作愛寫敢說。整理：香港商報記者 張幸 來源：廣東衛視《佳訪》

　　清末新政是中國現代性起點

　　袁偉時退休前在中山大學哲學系執教，但其自身學術志趣卻在於歷史，尤其在清末民初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他曾著書剖析鴉片戰爭后中華文化面對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所遭受的冲擊，認為清末新政尽管失敗，仍然提供了東方傳統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典型，蘊藏著足以啟迪后人的價值。

　　袁偉時認為中國是從清末新政開始認真接受現代文明。以鴉片戰爭為開始到義和團事件為結束，在這段時期內中國付出沉重的代價去認識了解到現代文明的必要性，以致后來慈禧太后也明白了再不認真接受現代文明，中國必然滅亡這一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十年的清末新政。

　　「新政為舊中國帶來了巨大改變，以稅收為代表可以體現出當時經濟發展的迅速，新政前一年最多只有七八千萬兩收入，而清末新政結束后，政府稅收達到了兩億多兩。」袁偉時說，新政帶來的經濟自由很明顯地提高了財政收入，而這只是新政帶的諸多發展之一，其他還包括經濟工礦發展、貿易發展等。

　　此外，晚清在改革上也充滿了魄力，在教育方面廢除科舉、在法制和司法上廢除宗法制，制定了民法、刑法、訴訟法，這些改革影響到了整個20世紀，讓政治改革、預備立憲以及推行地方自治有了生根發芽的土壤。

　　晚清「奪命符」 不尊重產權與民意

　　雖然清末新政改革成就斐然，經濟發展也很快，卻因為滿族既得利益集團的整體性腐敗和一些主要經濟政策、突發事件處理得不好導致大清帝國坍塌。

　　袁偉時指出，導致大清帝國坍塌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清政府不尊重產權，其為了加快鐵路建設要求鐵路國有化這一措施有著正確的出發點卻帶來了不良的后果，當時四川地區的鐵路歸屬於民辦公司，公司股份都是由老百姓集股構成，公司本身的腐敗應該由股東去解決處理，清政府將其收歸國有化反而給那些腐敗的官紳抓住一個把柄;二是清政府不尊重民意，四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請願開國會清政府都置之不理，四川地方政府反而開槍打死和平請願的代表32人，最終觸發了四川民眾的武裝反抗。

　　「清政府在關鍵時刻破壞法治，錯誤地剝奪民營資本、開槍屠殺保衛自己財產的民眾，導致了自己的滅亡，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袁偉時說。

　　接受文明的過程曲折漫長

　　19世紀中期世界風雲變幻，英法俄相繼入侵中國，中國被迫卷入世界大潮，此時的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洋務運動自強求富、五四運動追求科學和民主，清王朝無論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都面臨著短時間內的劇烈轉型。

　　《遲到的文明》一書封面上寫到，是否接受現代文明、融入世界，是國家、民族盛衰的生死線，其中的「遲到」點明了中國接受現代文明的過程艱難，也體現了近現代中國文明融入社會的艱難。

　　袁偉時說道，中國第一次接觸現代文明要上溯至18世紀90年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而到19世紀30年代，有些西方人在廣東辦起第一份現代刊物，在這份刊物中介紹了什麼是法制、民主，為何人人要有自主之權。

　　鴉片戰爭結束后，1842年魏源編寫的《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很多震驚世人的觀念，如應該在虎門設立以私商為主的特區，官辦企業辦一個就好，以避免官僚的風氣過重。

　　「魏源對官僚腐朽的了解太深了，但這些觀念沒有人接受，甚至執政當局不知道這本書，中國人寫出的書在中國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相反到19世紀50年代，《海國圖志》在日本發揮了很大作用。」袁偉時說。

　　這本書的遭遇體現了中國接觸文明的緩慢過程，而到19世紀60年代中國真正接受現代文明的時候，有了「自強新政」的洋務運動。袁偉時認為，當時提出這個運動是因為國家太弱了，希望通過這個運動變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師夷長技以自強。

　　同一時期日本也開始了明治維新，從結果上來看明治維新成功了一半，在物質上在富國強兵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連一半的成功都無法實現，袁偉時說：「這就給我們帶了一個疑問，為什麼文明給中國敲門我們卻遲遲無法接受。」

　　現代文明三要素 自由 穩定 融入世界

　　中國在接受現代文明上的一再留級，在改革開放的這30多年才真正走上了正軌，從改革開放后，中國才認真接受市場主義經濟，重新走上法治的道路。

　　在《遲到的文明》一書中袁偉時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認為獲得發展的不二門法包括以民主、法制達到穩定，以自由給予人民尊嚴和幸福，與此同時逐漸融入世界。袁偉時指出，我們過去能夠解決溫飽問題，就是由於農民能夠有支配自己所屬那塊土地的自由，城市中擁有可以辦企業的自由，我們就慢慢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所以人是為了生活各方面自由自在而努力奮斗，中國的發展也就是在對自由的追求上獲得的。

　　袁偉時提到，中國的發展不能光談自由，還要依靠穩定，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20世紀北洋時代有著比較充分的自由卻缺失穩定，諸多先驅想盡辦法來尋求中國社會的穩定，如提出聯省自治、國民黨的三次革命。「從那時我們就在尋求穩定，經過那麼多年的求索我們終於發現所要的穩定不是籠統的穩定，而是建立在法制和民主基礎上的穩定。」袁偉時說。

　　最后他認為，中國的發展還應該融入世界，現在很多人一談起日本就義憤填膺，恨不得就要與日本大戰一場，這是最愚蠢的一點。「中日兩國的政治家都認同中日之間的戰爭有弊無利，如果以中日相戰來誤導我們的發展思想，就會重走前蘇聯的軍備競賽的老路，考慮到我們今后的發展，中國必須融入世界。」袁偉時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