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最滋润」的时代

 

　　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本不该是安享幸福生活的时代，因为被侵略、被掠夺的威胁始终笼罩在王朝的头上：东北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及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他们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踏入大宋王朝的境内进行抢掠……然而，如此不愉快的时代背景下，宋代文人的生活内容依然非常丰富多彩。

 

　　聊城大学历史文学院教授郭学信曾统计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山谷集》发现，各卷提及苏轼458 次、李伯时81次、晁无咎45次、秦少游约40 次、张耒约30 次等；而在统计苏轼的所有着集又发现，提及黄庭坚316次、晁无咎285次、文同275次、秦观101次、李伯时99次、张耒41次等。尽管数据中可能有重复之处，但也足见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游活动是何等频繁。

 

　　雅致，是宋代文人生活的另一个显着特徵。这从南宋文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可见一斑，此书有一节记载了当时杭州一个达官显贵家全年的休镕文化生活，比如，仅3月就安排了「生朝家宴，曲水修禊，花院观月季、观桃柳；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苍寒堂西赏绯碧桃；满霜亭北观棣棠；碧宇观笋，斗春」等，差不多每天都有活动。而一年365天算下来，这家人安排的活动竟多达130多种，或赏花游园，或谈诗论画，或作书弹琴，或品茶论道，比之今人的休镕生活不知雅致多少倍。

 

　　通过存世图文的记载还可看到，歌妓活动渗透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整个生活中，他们不论参加公宴还是私宴、不论外出郊游还是待客都会请歌妓相伴助兴，少有人以游妓恋妓为不誉之事。如苏轼就被载常为那些与他在一起燕集的歌妓们题诗作画，「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於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就连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颢亦未能免俗。据《人谱类记》载，一日二程「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程颢）同他客尽欢而罢」。

 

　　总之，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来说，宋代都是文人士大夫活得最滋润的时代。

 

　　开国定下了享受生活基调

 

　　学界研究认为，宋代文人雅尚的生活态度与王朝刻意推行「崇文抑武」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北周大将，后来发动陈桥兵变，被士兵『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他很担心手下大将也效仿篡权，於是宴请诸大将，鼓励他们「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典故，皇帝希望能通过满足官员的精神享乐来淡化他们对皇权的觊觎，此事奠定了宋代享乐今生的基调。」郭学信说。此后，宋太祖颁令规定「作宰相当须用儒者」，地方上则命「士人典州」，以后太宗、真宗及历代嗣君都实行了以文官治天下的国策，并给文臣以优渥待遇，「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使他们具备了追求雅尚生活的物质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行「文治靖国」的同时，宋代统治者依然担忧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局面会重演，於是又给文人士大夫以种种牵制，以及提高监察机构的权力，允许台谏官「风闻言事」，使官员人人自危。这些举措极大地抑制和挫伤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志在当世、经纶天下的积极性。既然「身自不安」、贵贱无常，那何不及时行乐呢？因此，有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无论是明道济世的仁人志士，还是那些具有感性冲动的浪漫文人，普遍表现出对精神享乐生活的关注和追求。他们通过品茶喝酒、游妓燕乐等活动，使压抑的心灵获得了自适。

 

　　闲雅之趣影响后世文化生活

 

　　宋代文人士大夫对镕雅之趣的考究，促进了宋代画论的发达、书学的发展、金石学的异军突起、品茗之风的大炽，而这些内容无不对后世的文化生活产生久远的影响。

 

　　例如，有宋一代的绘画主题由政治教化越来越转向了以纯为欣赏为主的花鸟山水画，尤其在南宋时期，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成就达到了历史顶峰。又如，茶道在宋代内容非常丰富，从蔡襄的《品茶要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等可知，这一时期茶艺的用具有碾、盏、筅、瓶、杓等物品，烹茶则包括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点茶等细节，整个过程颇具艺术情趣；许多着名文人都留下大量写茶的诗词，如苏轼的《汲江煎茶》就是传诵千古写茶入禅之佳作，诗曰：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此外，由上至下全民追求声妓之乐的风尚，也极大地推动了对后世元明清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元代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更多的文人阶层开始游离於仕途之外，自觉地加入到市民休闲文艺的创作中。他们从两宋以来积累的众多世俗休镕文艺形式中吸取了大量的民间素材及创作灵感，使流行於两宋市井坊间的小说、杂剧、诸宫调等，在元明两代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学形式。

 

　　可以说，从琴、棋、书、画、茶，到填词、作曲、制瓷工艺，宋代文人士大夫创造了一个美轮美奂、闲雅至极的时代，那份清新不俗，至今无后人敢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