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繼成

　　核心提示：王健林主張的回避政治的商業智慧備受推崇，其實，“遠離政治”說到底是對政治的恐懼與警惕，是一種盡量獨善其身、惹不起的麻醉與自我隔離。

　　1945年，美國學者費正清發現一個讓他倍感困惑的問題。他在書中寫道：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經過一番研究后他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眼下的中國，不是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晚晴，也不是建國之初榮毅仁公私合營的時期，但費正清所提出的政商命題仍是一道“博士后”級難題困擾著中國商人。王健林日前在委婉地回應美國媒體對他的政商交易調查時說，他一直堅定地做一個正派的人，他的原則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但他承認“在中國政商關系這門學問比博士后還要高”。王健林是萬達地產的創始人，新晉亞洲首富，但他一直被質疑靠與地方政府做交易低價拿地并受到了高級官員的庇護。

　　政商關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財經作家吳曉波曾感慨，“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中國政商關系之亂，主要源于兩點，一、手握權力的人掌握了過多的資源且缺乏必要的監督與約束；二、商業與權力交往互動的機制不健全、不透明，商人缺乏與權力博弈的制度支持。

　　北京大學周黎安教授將中國的治理結構總結為縱向分包與橫向競爭的高度統一。行政分包制下的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幾乎控制了企業所需要的一切關鍵資源，土地、資金、稅收、審批等等，官員手里又擁有大量自由裁量權（合法傷害權），加上地方官員之間的橫向政績競爭，商人與官員很容易找到各取所需的利益交匯點，特殊的利益輸送與權力的濫用由此滋生綿綿不絕。而另一方面，利益集團的政治游說和議員職業化被嚴格禁止，商人亦沒有公開的競爭渠道進入政界，商人的利益訴求常常通過私下的個體化的利益輸送來影響政策或求得安全保護。

　　近年來也有好的信號出現。習近平掀起的反腐風暴、李克強的簡政放權以及互聯網創新創業帶來的新興經濟體的涌現，改變舊有的拼資源和拼審批為拼創新和拼市場，新的政商關系似乎正在向著健康的方向有所突破。但前景仍然難以樂觀，尤其是最近出現的一些新跡象，令人倍感憂慮。

　　今年年初，被視為最能代表互聯網精神的領袖企業阿里巴巴與工商總局爆發的一場“公民不服從”式的沖突，本應成為一次絕佳的關于行政執法程序合法化的全民大討論，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輿論始終圍繞在“阿里到底有沒有售假、阿里被罰到底冤不冤”等問題上，阿里反抗的核心--行政處罰程序違法問題，完全被忽略掉了。人們看到的被公開的戲劇性的結局是阿里股價暴跌之后馬云突然與工商總局局長緊急會面，握手言和。阿里最初投訴的官員隨意處罰問題，有關錄音所暴露的權力涉嫌濫用問題，以及被處罰者有錯在先是否就無權對處罰者提出申訴等法律問題，煙消云散，再無人提。

　　去年，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卷入了一場涉嫌以權貴資本做后臺、閃電拿牌照而被調查的傳言中，樂視股價一瀉千里，賈躍亭滯留海外半年之久。就在各方猜測樂視難逃此劫后，賈躍亭突然露面，宣告安全著陸，并隨后如魔術般宣告樂視將造手機、造汽車等一系列規劃，股價暴漲，形勢陡然逆轉。但這半年，到底發生了什么，樂視的政商真相到底是什么，無人知曉。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一篇文章中表達對“新一輪的政商博弈周期可能到來了”的擔憂。他說，大凡國營或權貴資本，一般不會直接進入生產領域，而是尋找流通環節中的交易節點，以政府的名義和行政手段進行管制，然后以特許經營（牌照、指標）的方式加以“尋租”，這類節點好比一個“渡口”。過去十年“渡口”出現在兩大領域，一是能源型產業，二是金融領域，眼下的新趨勢是進入互聯網，一次新的收割的開始。

　　這并不難理解。互聯網已經成為造富的大熱門。而隨著互聯網企業勢力范圍的擴張，必然會侵蝕傳統企業的經營領域，如金融、出租車、電信、電視、出版等等。這些領域往往需要牌照審批。互聯網企業或主動或被動尋求權力的庇護以進入這些領域。權貴資本以收租的方式通過復雜的股權安排滲入互聯網公司，輕而易舉地獲得豐厚的資本盛宴。有記者事后問賈躍亭，如果重來一次，還會要匯金立方（涉及權貴資本）的融資嗎？他說，好處肯定是有的，合作伙伴知道投資方有誰誰誰的家屬，出去辦事能夠好一些，但“如果知道這筆錢會帶來這么多麻煩，就不會再找這類資本了”。他的話生動地表明了政商關系的微妙與棘手。

　　同樣令人憂慮的是在中國式的政商環境下，王健林主張的回避政治的商業智慧備受推崇，其實，“遠離政治”說到底是對政治的恐懼與警惕，是一種盡量獨善其身、惹不起的麻醉與自我隔離。

　　之前，備受企業家群體尊敬的聯想創始人柳傳志先生分享了他的一段經歷。在聯想創業之初，貨物從深圳過海關進香港時，經常被一位邊檢小吏刁難，聯想一怒之下找這位小吏的上級機關投訴，結果這位小吏倒不再輕易滋擾，但從此以后聯想在這個關口就沒好日子過了，接二連三的報復性抽查令他苦不堪言。柳傳志說，經此一役，他總結一句話，冤死不告官。這樣的處事之道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家群體的主流思想。所以阿里巴巴的公開抗爭令人格外吃驚，事后馬云面見高官迅速和解才顯得“很有智慧”。

　　而且，政府的反腐還沒完成，權力也還沒有被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李克強將簡政放權看做自斷手臂的壯舉，但他同樣憂心于政府審批“像開車一樣，松了手剎，還踩著腳剎，明放暗不放”，并怒斥“證明你媽是你媽”這樣的權力刁難。雖然當前的反腐力度不可謂不強勁，但如果不能催生出一套諸如官員財產公開、官員競爭等根本性制度，以及嚴格的輿論監督和獨立的司法體系，權力監督將缺乏制度保障。

　　中國式的政商關系會走向何方？一方面是新氣象，一方面是新擔憂。“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這個傳統在逐漸消解，這個傳統又依然頑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