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人民大學就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綜合改革召開發布會，人民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吳曉求介紹，既要大幅縮減在職博士生錄取比例，又要大幅減掉兼職博導人數。其中，兼職博導，特別是在機關擔任領導的博士生導師也要大幅減少，吳曉求說，這些人也要像其他博導一樣，接受論文等考核，由學術委員會投票決定是否能夠擔任博導。(《新京報》6月24日)

　　“兼職博導”本身就是一個學術怪胎。眾所周知，我國是授予博士學位最多的國家，但博士生的整體學術水平卻並不高，除了生源質量的問題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博導數量不足。在很多國家，一個博導帶四五個博士生，而在我國，一名博導帶十幾、幾十名博士生都不罕見。這種情況下，博導還是“兼職”的，幾近於形同虛設。而所謂“兼職博導”，也說明博導本身還有正職，其有多少精力花在指導博士生上，甚至其本身有多少學術能力，也十分值得疑問。

　　哪些官員在高校兼職博導?吳曉求說，“別說副部級的，正部級的也有”，可見都是一些高級別的官員。不可否認，現實中不乏一些學而優則仕的學者型官員，這些官員具有一定的學術造詣，從能力上說擔責博導並不一定就不合格。但顯而易見的是，一旦進入仕途，擔任領導職務尤其是高級別領導職務以後，行政事務纏身，根本無瑕顧及教學事宜。更重要的是，學術的歸學術，官場的歸官場，這是兩種不同的體系，需要的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兩者根本無法兼顧。

　　說起官員型“兼職博導”，兩個人不能不提。一是王國平。2009年12月，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的王國平受聘中央美術學院兼職博導。院方的理由是，其在“在城市建設、規劃等方面有卓越成果”。而事實上，王國平從未教過書，也從未學過美術。另一個是王立軍。2010年11月，西南政法大學將一份博士生導師的聘書頒發給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從而使其多了一道學術光環。最後的結果不難猜想，這兩位官員頂著“兼職博導”的頭銜，卻從未履行也不可履行博導的職責。

　　全國有多少大學請了官員博導?具體數字很難統計，但據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楊春時教授的估計，只要是設立了博士點的大學，大多數都有官員博導的身影。這種“時尚”，說白了就是學術與權力的交換。對官員來說，這就是一種包裝術，撈個博導的稱號，就有了一定的學術地位，既有利於提升自身形象，也利於仕途發展。而對高校來說，官員博導大多是位高權重之人，可以成為高校爭奪資源的重要砝碼。這是一種相互利用、互利互惠的關系，雙方都不吃虧。但結果卻是，既損害了教育公平，也會誤人子弟。

　　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導師，首先應該是一名純粹的學者，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學術和指導學生上，本身要有較深的學術造詣，並且醉心於學術以及有學術追求，這其實是一種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官員具備這些要求嗎?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校大幅縮減官員兼職博導是件好事，但還遠遠不夠。僅有縮減，不過提高了官員兼職博導的門檻，加大了競爭性，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學術與權力進行利益交換的病根。在筆者看來，官員應該完全徹底地退出博導隊伍，大學也應該自覺地在教學中拒絕權力的染指。(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