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蒙古、印度、菲律賓、印尼、泰國、烏克蘭等國的腐敗程度均超過中國，但令人感到“奇異”的是，只有中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行動。這種鮮明的對比，體現的自然是中國制度模式的優勢。但更令人倍感“奇異”的是，西方沒有人質疑為何那些國家不能如同中國一樣去反腐敗，反而質疑中國：一黨執政下的國家，沒有外部有效監督，能真正有效地遏制腐敗嗎?

　　其實上述對比本來就是對西方質疑的最好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出席今年紀檢監察系統老幹部新春團拜會時，對這個問題作出了鮮明的回答：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人家老說咱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還就不信這個邪。

　　中央高層領導敢如此表態，自然有其曆史與現實的底氣。與此相反的倒是，西方的預言屢屢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西方就斷言新政府難以存活。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就預判，面對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全力治理戰爭創傷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出兵。就是出兵，也不會有什么戰鬥力。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西方斷言一個搞計劃經濟的國家是不可能成功轉型為市場經濟國家的。政治學者更是普遍認為一黨體制下是無法建立市場經濟的。1989年之後，西方更是武斷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無法再持續下去，政府的壽命將以月計。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一直到今天，西方最流行的還是“中國崩潰論”。

　　大家可能還記得，2002年6月，《經濟學人》雜志專門出了個關於中國的副刊，題為“底氣不足的中國龍”。它對中國的分析如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始終依賴著國內引擎的拉動，而這已經力不從心了。過去5年裏的經濟增長主要在於政府的巨額支出。因此， 政府的債務飛速上升。再加上銀行的不良貸款和國家巨大的養老金債務，一場經濟危機正在醞釀中。”它的結論是：“看來，在未來的10年裏，中國必將產生動蕩了。”實際上，在接下來的10年裏，中國不但沒有被卷入危機，還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到現在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工業國。

　　盡管如此，西方依然如故。在2015年3月2日，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發表題為《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准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的分析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所需采取的措施。不久之後，一向看好中國的美國學者沈大偉也加入了這個陣營。

　　在西方，還有一個更為著名的論斷：共產黨國家不可能解決權力的制度性交接。結果，中國再一次令它們失望了。

　　到目前，西方每一次的預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國共產黨證偽了。至於最新的反腐敗這個預言，雖然需要曆史來驗證，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一次中共依然是贏家。

　　一

　　大量事實證明，腐敗的產生主要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從曆史上看，西方各國在工業化時期都出現過大規模的腐敗。僅以美國為例，十九世紀下半葉經濟起飛時期的美國也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政治體制被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所把持。參選各方都需要進行賄賂、舞弊，甚至依賴街頭惡棍威脅選民。政治人物勝選後，立即給予回報。甚至總統的名字也可以借給商人為公司起名，進而用作商業詐騙。

　　這種共同的曆史現象並不難理解，轉型期缺乏規則，工業化帶來的巨大財富也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腐敗的成本增加，同時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敗終於被控制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令腐敗絕跡。

　　從現實來看，許多西式民主國家也都是存在嚴重腐敗的國家，甚至有些國家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中國。這一點可從德國透明國際每年發布的全球廉潔排名中得到驗證。

　　二

　　一些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都在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上，成為全球最廉潔的范例。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就是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創造了華人社會的廉潔奇跡：全球排名第五，亞洲排名第一，遠超英法德美日意等所謂西方發達國家。

　　目前，香港也是亞洲最廉潔的地區。比較奇特的是，在綜合條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亞洲四小龍中，沒有完全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潔程度卻遠遠超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韓國和台灣。這裏特別要說一說台灣。在蔣經國時代，台灣是非常廉潔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後，台灣的腐敗迅速惡化。從李登輝開始搞黑金，到陳水扁家族親信塌方式腐敗，現在的馬英九雖然個人很廉潔，但其親信官員的腐敗卻屢屢發生。那么，何以蔣經國強人政治時期可以做到廉潔，到了民主化時代反而惡化了呢?

　　對中國而言，出現腐敗，只不過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規律的再現而已。而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況下，則有新加坡和香港這樣成功治理腐敗的范例。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中國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的反腐敗可以輕而易舉，相反由於文化和規模的原因，中國的腐敗更為複雜，治理難度更高。

　　看一下德國透明國際的排名，就會發現，在富裕國家(地區)中，國家(地區)規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麥、芬蘭、新西蘭、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亞、挪威、加拿大、荷蘭、冰島、盧森堡、德國、香港、巴巴多斯。這些國家(地區)人口要么只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過千萬的只有德國和加拿大。

　　這說明了一個規律，就是規模越大，治理腐敗的成本和難度越高。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而且還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以中國出現大量的腐敗，並不令人意外。盡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透明國際”排名中是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僅次於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國反腐敗的有效性和打擊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則要歸於人情社會。人情社會不僅加深了腐敗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許多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於人情而不得不受賄的心態。關於這一點，如果觀察一下台灣這個號稱唯一一個華人民主社會的地方，或許會有更清楚的認識。根據西方的理論，賄選一般都發生在貧窮國家或地區。但台灣卻是一個例外：即使台灣早已是發達經濟體，但賄選卻仍然十分普遍和嚴重。這裏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會這一文化因素。

　　發展階段、超大規模以及人情社會，加大了中國的腐敗程度和治理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最終能夠有效治理腐敗，確實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不僅未來中國的反腐敗會挑戰西方的論斷，就是今天中國的反腐敗，也在挑戰西方的理論。西方學者一向認為，腐敗會扭曲市場信號，錯置資源和損害公平，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30多年來，中國雖然腐敗一度很嚴重，但經濟增長速度卻一直很高。以至於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來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他的結論也很有趣，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腐敗日益商業化，這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國家則是掠奪性腐敗，蠶食了國民經濟。不過魏德安的另一個結論也很重要：由於中國政府的反腐敗措施已發揮一定效力，使腐敗得以控制而不至於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三

　　那么，中共究竟憑借什么來有效地遏制腐敗呢?

　　首要的自然是經濟發展。中國今天人均GDP已經達到7300美元，距人均1萬美元不過2700美元的差距。而1萬美元是公認的成為發達國家的門檻。依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中國能很快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這是中國成功遏制腐敗的物質基礎。

　　其次，中共是一個繼承中國政治優良傳統的政黨。中國政治傳統從精神和價值上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生君以為民”的人民優先論和民本論。與“民本”相緊密聯系的則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傳統，所以使中共有鏟除腐敗的自覺和道德壓力。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對比過中國和俄羅斯政治的不同：“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得越糟。當代精英願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後，好像仍在為己著想”。可謂一語道破中國政治傳統的本質。

　　當然，在網絡、智能手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這種壓力除了傳統和道德，也和國內外可以有效監督中共息息相關。

　　再次，中共有自己獨特的反腐敗體制——紀委。雖然按西方的標准看，紀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門，但從另一個角度則是紀委加司法部門聯手打擊腐敗。這完全取決於從什么立場來解讀。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結果。只要最終中國有效地遏制腐敗，這套獨特的體制就會被全球所認可，並出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後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首度成為中共全會的主題。2015年，“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中共的理論創新，其中有兩個全面都和反腐敗直接有關：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中共領導人談到反腐敗，都強調以治標贏得制度建立這一治本的時間，實現從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轉變。

　　如果預估一下中國的反腐前景，5到7年左右，中國的法治建設會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習近平主席任期內，中國不僅經濟上將重返世界巔峰，社會發展包括廉潔都將成為世界的標杆。

　　(作者：宋魯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