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激烈的“僵屍肉”媒體之爭正在上演：先是新華社的報道，讓“70後”豬蹄、“80後”雞翅等“僵屍肉”成為熱門話題;接著是“劇情逆轉的時候到了：“僵屍肉”報道是假新聞，北京科技報記者洪廣玉發文指出：走私肉一直存在，但“僵屍肉”(特指封存幾十年的肉)的報道，是從一則“舊聞”不斷嫁接、演繹而來的;然後是新華社記者李丹回應質疑，“初稿完成後，我們還請相關部門對稿件中核心事實進行過兩次確認”，“出於采訪對象的要求和對消息來源的保護，我們沒有點出采訪對象具體人名”。

　　從記者李丹的報道，到記者洪廣玉的質疑，再到李丹對洪廣玉的公開回應，圍繞著“僵屍肉”，兩位當事的新聞人之間發生了一輪交鋒，其他媒體也有相應評論。但核心事實問題，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結果。因為，這樣的交鋒本身並未提供、也不能產生滿足社會關切的關鍵信息。

　　作為一個前新聞人，我把目前為止所有的報道、質疑和議論，都看作一個提起議題、接近真相的未完成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我更關注媒體人的操作規范。因為，職業操作規范，有可能使媒體和公眾更早、更全面地接近事實真相。

　　社會公眾對冷凍肉過期的關切——也就是由李丹報道提起的這個議題本身，幾乎無法否認;以往被相關機關查處的過期冷凍肉也幾乎無法否認。爭議只在具體的事實信息——所謂“肉齡長達三四十年”的冷凍肉。

　　當然，你可以說，“三四十年”和“數年”的冷凍肉沒有什么本質差異，沒有必要較這個真。你可以這么看，但新聞行業不是這么寬松地要求自己的。一張新聞圖片中礙眼的水杯被PS掉，看似無關宏旨，但在這個行業都是規范不允許的。因為這個行業只有靠堅守細節信息的可靠，才能維系隨時岌岌可危的公信。

　　正因為把目前所有的記者行為看作是接近真相的過程，我認為洪廣玉對李丹最初報道的質疑，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盡管洪廣玉自己都承認他僅憑打了幾個電話就“作出是‘假新聞’的判斷是有點太嚴厲了”。但他憑著自己在食品行業長期采訪的經驗(比如關於食品長期冷凍的經濟成本的考慮)，通過對李丹報道文本中信息、信源的審視，按圖索驥，一一回訪其可能的信源，應當看作是新聞業這個行業內部應有的糾錯機制。洪廣玉由此遽斷“假新聞”固然草率，但如果把這樣的操作看作是通過質疑、確證而不斷接近真相的程序，我覺得無可厚非。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說洪廣玉的求證不足以作出某一個判斷，但我們不能否定洪廣玉的求證行為本身。我們甚至不能因洪廣玉“僅僅”做了這些而否定他的求證。如果因為他做得還不夠他就不應該做，那樣，只是堵住了一條新聞報道可能接受質疑的道路。

　　在一個信息多元化、傳播多主體化的時代裏，減少可能的質疑不會使一個報道的可信度更高、新聞業的公信度更高，而只會是相反。隨著信息的過載充斥，我們社會中“可信”作為一種資源便相形稀缺。而一個傳播行業的可信度，恐怕只能靠質疑、糾錯機制。何況針對新聞報道質疑、糾錯的主體，已不限於新聞業內部。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肯定質疑的，哪怕這種質疑最終被證明是錯的。

　　當然，也有冷靜的網友認為：(洪廣玉)“用以反對‘僵屍肉’存在的證據，只是各個部門宣傳負責人的一致否認，卻無其他人證或物證。最好的辟謠方法，是找到更多的證據，而不是某幾個人不承認。”

　　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是，從辯論學舉證規則的角度看，一般來說，“沒有”是一個消極的主張。一個人若說“沒有”，你似乎不能要求他提供“有”的證據。相反，“有”是一個積極的主張，這種主張的論證責任，也就是其提供論據的責任，也應當更“積極”(多)一些。是不是這樣呢?當然，如果是行政訴訟的話，那么，舉證責任倒置。百姓如果懷疑“有”，行政部門光說“沒有”是不夠的。

　　以此規則來看李丹與洪廣玉的舉證責任——他們都是探索真相的新聞記者而不是相關行政部門的責任者，那么，主張“有”的李丹的舉證責任也要多一些。

　　李丹的舉證責任，不僅要包括在初始報道中提供對冷凍數十年的過期肉的證據;更要在受到洪廣玉的質疑之後，提供初始報道中沒有呈現的事實證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新聞報道要有一種論證的結構——不要像評論一樣論證自己的觀點，而是要提供具體證據證明報道中核心事實的存在。

　　現在，我們來看李丹的回應——《公眾利益面前，新聞記者的職業操守何在?——與“資深記者”洪廣玉商榷》，它不是一篇報道，不是一個職業的文體，而是一封“公開了的私信”。讀了這封信我感覺到的是，它似乎把一個公共事件弄成了一個私人事件，這是這種回應形式的局限性。因為在這種“私人回應”的形式中，個人之間的“意氣”可能讓他們有意無意忽略了對公眾提供更多信息的責任。

　　我覺得，如果一篇報道被質疑的話，記者應當直接回應公眾關切，提供更多的信息。不宜直接回應質疑者，反唇相譏，意思不大。這封“公開了的私信”，確實指出了質疑者作為專業記者“僅憑四個電話”就質疑報道為假的不足。這是有道理的，也是李丹作為記者同行的專業標准。但是，“信”中也沒有為公眾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信中，李丹質問洪廣玉“為何選擇性忽略一些重要信息”，指的是《南方周末》采訪廣西食藥監局長韋波的報道，其中明確提及“不少冷凍多年，甚至數十年，可能存在變質問題”。這個信息，在洪廣玉質疑李丹報道之後被網友調出來否定洪廣玉的質疑。這也是目前官方人物唯一明確肯定存在“數十年的冷凍肉”的信息。但李丹此時為自己辯護，拿出這個材料來就不夠了，因為這個信息既不是她自己采訪得到的，她的采訪報道也不可能僅僅以這篇別人的報道為據。在沒有提供更多獨立來源的信息的情況下，那么，從論辯效果的角度來看，這個論據，就不免恰恰讓人感到她缺乏自己直接證明的材料。

　　新聞業自從產生就面臨假新聞的風險，並不斷地伴隨著質疑和糾錯。何況在當代傳播主體多元、信源複雜的網絡時代。媒體報道受到質疑是常事、常態。但是，回應質疑應當有一種職業規范，它應當被看作是與新聞報道一樣的職業行為;至少應當得到媒體同人或內部相應機構的認可;在文本上對事不對人。在這方面，我們的業內共識還不多，新聞業應該多一些探討。

　　此外，對同行報道真實性的過程性質疑，媒體人是否應當輕易使用聳人視聽的“假新聞”來揭示，也需要行業內部通過交流，形成共識，然後規范。(作者：馬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