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深靖
新課綱引發爭議，正反雙方說詞紛雜，一般民眾無緣也無力細究課綱內容，莫衷一是，乍看彷若猛烈戰火，其實是彌漫的煙霧。
“捍衛臺灣史，拒絕中國化”，這是反課綱游行隊伍中，浮動于街頭的醒目標語。無需諱言，“拒絕中國化”正是反課綱動員核心訴求之所在。當然，“中國化”的另一個說法，就是“去臺灣化”。教育部的回應一直松軟閃躲，現任部長吳思華的風格充分展現了馬政府的特質。倒是上一任教育部長蔣偉寧拋出過一個相對直接的說法：“完全沒有去臺灣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點。”
在臺灣本土掀起另一場“中日戰爭”？
新課綱引發重大爭議，正反雙方說詞紛雜，一般民眾無緣也無力細究課綱內容，左顧右盼，莫衷一是，乍看彷若猛烈戰火，其實是彌漫的煙霧。倒是上述的街頭標語和蔣偉寧的回應幫我們化繁為簡，直指核心：反新課綱者是擔心未來的課程內容會太過“中國化”；新課綱的支持者則是認為過去的內容太過“日本化”。
說穿了，課綱爭議，就是“中國化”與“日本化”之爭，這是在臺灣本土掀起的另一場“中日戰爭”。
只不過，臺灣人民絕大多數是漢人血統，雖有先后之分，父祖來自中國大陸，毋庸置疑。語言、文化、信仰、禮俗節慶世代沿襲，沒人敢說不是來自原鄉祖居地。因此，所謂“中國化”，不是未來，而是當前之事實；無需編造，因為已是本質。
倒是反課綱動員中所呈現出來的，對于日本殖民時期之溫存眷戀，相對令人好奇。甚至“日據”、“日治”之用語，慰安婦是否“被迫”……都可以在爭議之列，放眼全球，臺灣可謂絕無僅有。像臺灣這樣對殖民主魂牽夢縈的，舉世僅見。
日本大阪有一座博物館，人稱Peace Osaka，“和平大阪”，以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相關事物暨民眾記憶而知名。其導覽前言是這樣寫的：“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以及其他東太平洋地區人民所承受過的巨大痛苦，日本必須負起責任……對于韓國和臺灣人民在日本殖民期間所受到的巨大傷害，我們同樣不能卸責。”這是日本有識者對于軍國主義，對于殖民罪責的警醒之語。他們很清楚，和平，必須建立在對戰爭傷害的反思之上。
戰爭、殖民，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壓榨欺凌，這當然是人類歷史上傷痛的一頁，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國家，對于殖民戰爭的描述，occupy、invade…，是最基本的動詞，唯獨在臺灣，“占據”、“侵略”成為教科書上禁忌的用語。
臺灣有一派本土論述，雅好夸飾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功績，以反襯舊中國之落后，并據此得到一個簡單有效的結論：國民黨入臺，造成臺灣現代化的障礙。
長老教會牧師的勛章
放眼四海，凡是以武力強占他人土地，榨取異族人力暨自然資源以利自我發展的侵略行為，皆與法西斯暴力一樣，受到破壞人類文明的譴責。臺灣卻彷若世外之地，自我開發出一套對于殖民統治的美好想象，并且堅定而勤懇地在任何場合，包括教科書，矢志為殖民主做出忠誠的辯護。
如是奇詭的，具有臺灣特色的殖民史觀，看似荒謬，卻是浸浸然成為本土主流。
Why？我們不得不問，臺灣社會這一套獨特的、悖離于世界史常識認知的殖民史觀，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是什么樣的獨特力量，得以引領這一套史觀，進而成為本土歷史詮釋的霸權？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同意，所謂的成功殖民，就是人民發自內心對新政權臣服，以及新環境能夠引導社會道德明顯改善……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那些勤勉、機敏且具有影響力的福爾摩沙民眾，已經開始感覺到他們確實受益于日本的殖民。我曾與一些反叛份子交談過，我發現他們的反抗都是起于純粹的無知，另一些人則是因為熱愛冒險，不愿每日腳踏實地的工作，因而‘起身抵抗政府’。”
這是甘為霖《臺灣筆記》中的一小段，寫于日本殖民初期。甘為霖本名William Campebell，蘇格蘭人，英國長老教會牧師，1871年奉派到臺灣宣教，1917年離臺，返英退休。他在臺期間，曾獲日本官方授予“勛五等雙光旭章”及“勛四等瑞寶章”。
再看另外一段，記述1895年日軍登陸臺灣之后，自北而南，逼近臺南府城之場景：“他們一路南下，不斷遭遇民眾的抵抗，最后所有日軍會師在臺南府之前……當時臺南府內有三位傳教士，經由我們居中調停，日軍才得以兵不血刃，和平街收這座城市。我們很幸運能擔任這樣的角色，因此得到了雙方的感激。我們主要關切的，就是這種新的局勢會如何影響福爾摩沙的宣教事務。就這一點而言，我很高興地說，我們現在的景況比以往中國統治時代好多了，不管是人民或新統治者皆然……日本官員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相當了解：與中國的異教相比，基督教更有助于推廣文明、秩序和啟蒙，而這些正是他們打算在此地推展的目標。”
這是另一位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的記述。巴克禮原名Thomas Barclay，出生于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與甘為霖是小同鄉。巴克禮牧師1875年抵達打狗（今高雄），宣教地以臺南為主，是臺南神學院的創辦者。于今，臺南市文化中心對面有一片寬闊的綠地公園，即是以他為名。
1895年，臺南府城抵抗激烈，日軍準備巨砲轟城，巴克禮和宋忠堅(Duncon Ferguson)兩位長老教會牧師主動求見乃木希典大將，接引日軍入城。日本明治天皇為此授予五等旭日勛章。
本土論述中的文化霸權
長老教會的事業在臺灣順利開展，根據巴克禮1900年發表于紐約《基督宣教會》(Ecumenical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文字，日本剛接管臺灣時，“領受圣餐”的信徒，全島大約三千到四千人。到了2015年6月21日，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臺灣各地同步舉辦“慶祝宣教150周年”大會，光是在高雄巨蛋舉行的場子，就有一萬五千名信徒參加。民進黨的高層領導，從黨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長陳菊、屏東縣長潘孟安、以及南部現任諸多立法委員、前行政院長張俊雄……等人全程恭敬參與。
蔡英文更在致詞時，大力肯定長老教會自1970年代以來即積極推動的“臺灣住民自決”。她更高度推崇巴克禮對臺灣的貢獻，強調：“我們要把巴克禮牧師與上帝立的約，當作自己的約！”最后，對著巨蛋中仰首企盼福音的長老教會信眾，她激亢地宣誓，要以巴克禮為最高典范，她說：“在這里，在各位的面前，我也要與臺灣人民立約……我必將奉獻所有，讓臺灣人充滿榮耀！”
這樣的場合，這樣的情境，這樣的崇隆誓言，足以見證長老教會在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面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也足以見證其在本土論述中的文化霸權。
長老教會入臺傳教已達150周年，在臺灣社會扎根一個半世紀，信徒廣眾，自有其成為文化霸權的基礎。只不過，長老教會的史觀、認同，從甘為霖和巴克禮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皆是以有利于宣教布道做為出發點，而這卻又在戰后延續成為臺灣本土“殖民有功論”者的認知基礎。臺灣悖離世局常理而獨樹一格的殖民詮釋，其根源在此。洋教士傳給我們的歷史，于今就是獨派指定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