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9日201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揭曉之前，恐怕90%以上的分析家都會認為，德國總理默克爾會因其在“地中海難民”問題上的慷慨而獲獎，盡管這件事如今在德國選民中爭議越來越多，但普遍的看法是“這不會妨礙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當然，也有少數分析家認為，或許會有某個組織爆冷獲獎，一如昔日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聯合國藍盔兵，但最終擊敗大熱門默克爾脫穎而出的卻是此前鮮為人知的“突尼斯國家對話四方機制”(Quartet，下簡稱“四方機制”)———正如一位法國讀者在社交網絡平台上所言“冷門未免太冷了點”。

　　嚴格說“突尼斯國家對話四方機制”不但是“冷門組織”，甚至很難被稱之為一個組織或實體，它實實在在只是個由4家機構臨時拼湊起的應急對話平台。

　　眾所周知，2010年12月27日西迪布宰德小販巴濟濟的自焚不治，推倒了“阿拉伯多米諾骨牌”中的第一塊，即在突尼斯統治23年之久的本·阿裏。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又成為這輪“革命”中較早平穩進行“一人一票”普選的國家，盡管選舉後上台的突尼斯複興黨仍然是個原教旨色彩濃厚的政黨，但相較於其他“骨牌”倒下後上台的“同類”，已算得上世俗、溫和。

　　盡管如此，在這之後的突尼斯仍然政治沖突、暴力不斷，原教旨派和世俗派間的沖突和紛爭愈演愈烈。2013年7月25日，來自“革命聖地”西迪布宰德的世俗派議員穆罕默德.羅米被暗殺，5個月後另一位世俗派議員貝拉伊德也慘遭不測。當時人們普遍擔心，突尼斯將步利比亞、埃及、也門等後塵，成為又一個在“後革命時代”陷入亂局的失敗典型。

　　然而“四方機制”這個不太像個組織的組織挺身而出了：2013年10月，這個平台由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工商聯盟、突尼斯人權聯盟和突尼斯律師聯合會四家在突尼斯社會根基和影響深厚的群眾性組織構成，並在兩個月後開始發揮效力，成功地在原教旨派與世俗派、首都與地方，以及不同利益團體間扮演了斡旋、調停的角色，並令人不可思議地繪制且一路順利推進著一條和平解決政治分歧的路線圖。

　　根據這張最初被認為是空中樓閣的路線圖，原屬複興黨的總理拉拉耶赫辭職，由中立的約馬阿臨時過渡，在相對平和的氣氛中，新憲法於2014年初順利通過，當年10月26日舉行了新一屆立法選舉，世俗的突尼斯呼聲黨上台執政，複興黨和平交權，完成了這輪“革命”中迄今唯一一例“由原教旨回歸世俗”的和平政權交替。

　　如果說在2011甚至2012年，國際間對這輪“革命”普遍抱有“玫瑰色幻想”的話，隨著ISIS的崛起、原教旨主義的泛濫，以及“革命”各國普遍出現的政治暴力充斥、極端保守主義和宗教勢力盛行、人權和民主原則被普遍踐踏的現象，這個名詞的“正能量”即便不能說消失殆盡，也已光彩不複。諾貝爾委員會在敘述頒獎理由時表示，希望此獎可鼓勵突尼斯人們一如既往地尋求團結、和解的大方向，而非重複其它中東國家的暗殺、動亂、內戰等災難性道路，“不管有多艱難”———這毋寧說更是評獎者、國際社會和“革命”辯護者們所希望看到的。

　　正因如此，誕生不到兩年且並不像個實體的“四方機制”才爆冷獲獎，因為在“地中海難民潮”風起雲湧，敘利亞危機風雲叵測，以及ISIS等原教旨極端勢力頭角猙獰之際，人們實在太需要這樣一個安慰了。當然，僅就“和平與妥協”的實現，“四方機制”也無愧於這個獎。

　　然而突尼斯的太平也僅是相對而言：盡管經濟破壞相對較輕，但革命前曾蓬勃發展的輕工等行業恢複緩慢，恢複較快的旅遊業又一再被諸如今年3·18突尼斯城巴爾多博物館暴恐襲擊事件，和6·26蘇斯省康大維港馬哈巴帝國酒店沙灘暴恐襲擊案等惡性事件所幹擾;本國的原教旨氣息雖然風輕雲淡，但這是建立在大量突尼斯原教旨分子“出國”(據突尼斯警方的數據，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等地為ISIS等極端恐怖組織作戰的突尼斯人高達2000-3000人，是ISIS內人數最多的外籍士兵群體)前提上的，且隱憂仍在(有消息稱數以百計突尼斯籍“聖戰者”已獲派回國)。

　　一旦當初導致“革命”的經濟危機和就業危機重新抬頭，而“出口轉內銷”的“聖戰者”們又不甘心新的權力安排，屆時即興和妥協色彩十足的“四方機制”是否能再次上演奇跡—一如它在2014年推進“路線圖”和此番爆冷獲獎那樣?一個不太好的信號是，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前不足24小時，執政的突尼斯呼聲黨重要成員尼達阿·圖內斯死於政治暗殺，未能聽見這一原本和自己息息相關的喜訊。 (作者：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