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台北故宮書畫的工作是奠基于《石渠寶笈》。至于把《石渠寶笈》的資料完全提到一個台面上談，或許在實質面上沒有呈現過，但實際上我們基本上是圍繞這個工作的。台北故宮策划的一系列書畫大展，對很多展覽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獨特的思考，希望的是針對一個時代的文化面向的考察。”

作為台北故宮從事書畫研究的新一代研究人員，溫文爾雅的陳韻如這幾年幾乎每年都要代表台北故宮參與兩岸一系列書畫交流活動。前不久，在北京的《石渠寶笈》國際研討會上，她從《石渠寶笈》著錄宋徽宗書畫入手，探討了乾隆本人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的態度，頗受關注。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陳韻如暢談了台北故宮書畫研究與《石渠寶笈》的關系，同時介紹了台北故宮的一系列書畫大展的策展意圖與文化視野的探尋。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

工作基本上圍繞《石渠寶笈》

澎湃新聞：這次到北京來參加《石渠寶笈》國際研討會，你從《石渠》著錄宋徽宗書畫入手，探討了乾隆本人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的態度，作為台北故宮的研究人員，參加這次研討會與觀展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你個人有哪些興趣點？

陳韻如：確實像您所講的以《石渠寶笈》作為會議主題，大家都知道這個材料重要，因為《石渠寶笈》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就像是一內府的收藏清單一樣，但實質每個人挖下去以後，其實它就是一個畫室，有非常重要的素材，我們倒着講的話，像今天最後一場朱載紅老师講古紙的事情，這個就非常重要，這個討論我覺得是一個開端，因為我們對《石渠寶笈》的研究就像這樣一個步驟一樣。第一我們先去看究竟《石渠寶笈》的文字里記載了什麼。接着第二個問題，我們去找它記載的對象物出來，看看他們怎麼記的，記的是不是符合實際，現在的藏地在哪里，分或散、合或聚，這個部分本身就是連在一起的，還有它的地方等等的問題。第三層往下挖，挖這些文物和記錄文字之間組合的問題，其實是歷史、文化相關聯的各個面向的問題，我覺得以這樣一個大的視野來看，展覽原來是我們博物院最重要的任務，如果以這個思考來看的話，配合展覽的研討就更關鍵了，因為只有文物講不了這麼多事，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古書畫部的考慮非常周嚴。一方面是有龐大的企圖，希望能有更大的文化來看待《石渠寶笈》的價值，展覽的同時其實展覽也分兩部分，一個部分是針對所謂的編纂者，編纂方式，以及相關介紹。另外一部分是實質駐入以後這些作品的呈現，當然我們知道《石渠寶笈》的量這麼大，三編加起來，在展示的過程里自然會有一點像是取樣，我覺得他們的選擇也相當重要，因為一方面在編輯的部分這是一個課題，這個課題在延禧宮這邊的呈現其實已經相當周嚴，還有相關的訊息其實都出來了。再來是武英殿引起熱門話題的《清明上河圖》，聽說引發大陸民眾極高的觀展熱情。

澎湃新聞：台北故宮是多數大陸人到台北的第一個選擇，必須要去看一看。具體到《石渠寶笈》，台北故宮具體就這樣的議題有做過專題研討嗎？

陳韻如：台北故宮對《石渠寶笈》的概念是非常強的，您可以看到其實最早的索引是台北故宮做出來的，非常好用，在整個台北故宮書畫的工作是奠基于《石渠寶笈》。至于把《石渠寶笈》的資料完全提到一個台面上談，或許在實質面上沒有呈現過，但實際上我們基本上是圍繞這個工作的。像我們前書畫處處長王耀庭先生在發言中還特別提到，我們有一個叫《故宮書畫圖錄》藍皮本，三十幾本的那個系列，他們的堅持真的從一開始編就堅持照着《石渠寶笈》的所有資料錄進去，沒有改過，但我們加了新的測量，我參加編錄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們要先抄錄進去，以前沒有電子版，我們就是影印然後貼上去，後面再加其他，他沒有補進去，我們還增補。我們就進行對所有《石渠寶笈》著錄資料的說明，所以您說有沒有對這個部分的研究，我相信我們可以說《故宮書畫圖錄》這三十幾冊就是對它的研究，增加了圖，然後增加了一些我們認為原來信息有誤差的部分，我們還有補注，王先生就寫過好多類似這種書，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相當重要的一個工程。所以看起來是一個，我參與的時候大概一年出一本，本來還有一年出兩本，或者有時候會協調，也許再多一點，但我們基本上都要求一年出一本。

澎湃新聞：現在還是一年一本？

陳韻如：應該是去年，整個畫的部分出版全部結束，書法的部分會采取另外一個形式，但是畫的部分是完整的，原來不在清宮《石渠寶笈》著錄里頭，但在我們的清冊里面，我們收入清冊有超乎《石渠寶笈》的東西，我們都錄進去了，我覺得就《故宮書畫圖錄》而言，一方面是我們的典藏，可是你也可以說它是《石渠寶笈》著錄的一個增補，我覺得這個來講是相當重要的。

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書畫圖錄》

澎湃新聞：台北故宮書畫類的收藏精品很多是《石渠寶笈》著錄的，因為過去有一種觀點說故宮很多精品都到台北故宮去了，但其實並不是這麼回事。

陳韻如：我覺得也不是，我們各有精品，各有特色。我相信所謂的各有特色應該是我們繼續來宣揚這樣的事情，台北故宮這個藏品，特別古書畫部分，比較特別的一點，因為它經過了一些撿擇，這個撿擇其實有好幾個階段的撿擇，所以在撿擇的過程里反映了某一個時代的觀點、坐標點。所以像宋元畫的部分，或者是有一點文人畫，好像一開始都被比較多的來關注。在台北故宮這一部分，對原來所藏的宋元書畫的投入研究，所以這樣來講台北故宮主要是對北宋、元代這些原來有的比較代表文人的，或者是比較主流的，比如說我們做過北宋的展覽、南宋的展覽之外，更早之前我們其實有一個元四大家的展覽。

澎湃新聞：基本上也是《石渠寶笈》的一些藏品嗎？

陳韻如：是的，基本上是，因為台北故宮書畫的收藏狀態，和《石渠寶笈》的關系非常密切。

台北故宮博物《典范與流傳——范寬及其傳派》展現場

澎湃新聞：包括這次“北宋范寬大展”也是的。

陳韻如：是的，所以在我說的比如元四大家的展覽里，或者說元代關于四大家的收錄上面，台北故宮的前輩，張光賓先生的成果就相當豐富。後來對于明代的，以文徵明為前後來看所有的吳門研究，在台北故宮也有相當好的一個積累，這個是江兆申先生的带領之下的成果。近十年來，我們這些新的同仁們，比如王耀庭先生他在當書畫處處長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做一些類似的主題，通過延續，但實際上我們利用新的研究視野做不同的發散，這個2000年以後我們有一個“大汗的事跡”，是一個蒙元文化展覽，書畫部分來說其實是奠基在元代書畫的研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的資深老前輩傅申教授他曾做過元代魯國大長公主書畫鑒藏的研究，這就是元代皇室的一位公主，叫祥哥剌吉，還有自己的收藏章。當時傅申先生注意到許多文獻著錄，題跋數據所顯示出和元代皇室家族書畫鑒藏的關系。他從這個出發還發展做了元文宗到元順帝等，都是元代的皇家成員。蒙古族對中國書畫的喜愛，當然引起關注。所以他做的這個第一步的研究就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到2000年之後，我們就在石守謙院長的領導下所做的跨越材質的元代展覽（大汗的世紀）。當時一方面有書畫的同仁兩三位一起參加，還有文獻處的同仁從佛經的角度出發，還有從織品的角度出發，更不要講我們器物處原來最強項的瓷器、銅器、玉器等等。

注重傳統文脈與文化大視野

澎湃新聞：我就覺得你們策展研究，有時候角度比較小，但其實內涵與視野是很深很大的。

陳韻如：我想那個元代的“大汗的事跡”（子題為：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這個展覽本身它有一個獨特的思考，他們想要把它放成是比較是文化大視野，當時在石老师的建議下，我們請了一個在台灣的“中研院”院士、蒙元史專家蕭啟慶院士加入，因為有他的加入，我們幾乎是一個月開一次會，不斷地在互相地報告自己這個負責部分的進展，一方面也通過彼此之間的流通、交流來思考我們如何對這個展覽本身有更多的發想。我覺得那個團隊的組成後來也影響到後來的不同院長、副院長不同計划里带領的這種討論，我覺得我們有一步一步更多的前進，比如說後來針對一些清宮的研究，不管是對康熙的，跟路易十四的比較，或者是乾隆的文化大業，或者是現在馮明珠當副院長的時候做的一個雍正展，也是一樣，希望的是針對一個時代文化面向的考察。

澎湃新聞：我就感覺台北故宮基本上做展覽先要學術性打進去，然後再開始策展，這方面我覺得非常值得大陸文博單位學習。

陳韻如：謝謝，這個部分是我們在努力嘗試的。

澎湃新聞：過去像老一輩研究者更注重傳統的鑒定風格，而通過策展呈現的一種時代與文化的深度，這種思路你認為受到歐美影響，包括方聞先生有一定的影響嗎？

陳韻如：我估計這種影響是絕對受到兩方面的影響，傳統的鑒定，長輩們給我們的能量是不可能切斷的，一定是源源不斷吸收的。至于歐美學界，從文化視點這種切入的新的關懷，這個絕對刺激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台灣做的策展工作很幸運，我們同時有兩方面的資源，因為我們也通過和外界的交流展覽，學習到很大的這個部分的成果。

澎湃新聞：我記得去年跟班宗華先生聊，他說他研究中國書畫就是因為1960年代第一次在美國看到宋畫，他本來是學油畫的，看到那次台北故宮到美國大展，他說中國畫怎麼這麼美，就迷上了。

陳韻如：他確實是從那個展覽開始的，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交流更好了，因為現在不只是單一的館，每一個館都有這種交流的機會，其實是相當好的。

澎湃新聞：而且這個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傳承的文脈的追查，怎麼來看我們中國文化一些好的東西，去除一些不好的東西，令整個中國特別兩岸走向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

陳韻如：您剛才講到班宗華老师這個例子，我其實非常喜歡這樣子的，我喜歡提他的經驗，我想跟着講的是我作為一個博物館的長期工作者來說，我覺得作品的魅力是無法擋的，而且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我們的學術研究也都是圍繞在作品上的，西方學者比較多的是詮釋面上，好像我們看到我們原來中國的視角又比較小，但其實這兩者應該加和在一起，它是對于一個作品本質的了解，因為你要有甚至像DNA一樣的檢驗，當然要有這種東西，就是說你要對作品有非常翔實的掌握，你對硬件、對鑒定所有的知識當然要盡可能地掌握，不管是新科技、舊知識都是要的，沒有一個可以拋棄。可是大的文化關懷是提醒我們說，我們對于作品的思辨應該要增加層次，我們應該要試圖盡可能去回歸到作品的脈絡，豐富對文化的掌握。

澎湃新聞：對，因為中國文人畫跟西方相比，所謂的藝術家並不是單純的藝術家，更多的是文化方面的意義。

陳韻如：是，所以這個所謂中西的比較，我覺得與其做兩邊差異性的對比之外，我們還更應該思考我們中國本身所謂的藝術作品的本質的價值在哪里，還有獨特性在哪里，所以除了那個比較、對比的部分，我們也開始關注這種。在發揮這個過程的時候，我覺得向西方學習這個事情也不能停止，因為唯有這種不斷的刺激，你才能反思你原來的思考架構。

至于，去年的明代吳門四大家展，在書畫處里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定的工作，我們當時就想好，我們究竟要打造一個跨材質文化的展覽還是鎖定在一個比較專注以畫書畫為主的，我們的選擇是以朝向書畫為主的，而且我們還做了一個選擇，就是我們不借展。這個聽起來好像是我們有點省力，其實我覺得這個思考也對。

澎湃新聞：“吳門四家”展蘇州博物館也做了，他們是一年做一次，今年是仇英，同時辦研討會。

陳韻如：他們是一年做一個，我覺得也相當好，因為他們有一個周嚴的企圖。台北故宮的情況是因為這次明代四家分四季舉辦，一個季度辦一個展覽有點難開研討會。我們都希望博物館做工作並不是關在門里自己高興而已，其實最主要還是對大眾的輻射，各界的朋友對我們的評議、評論、宣傳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