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生于1795年12月21日，十九世纪德国乃至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学派”的创始人。以其为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惠泽西方史学，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史学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值此兰克诞辰220周年之际，私家历史选取几篇代表性论文，概述摘要，一探兰克史学对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三位著名史家的影响。
傅斯年：重视收集原始资料
张广智：《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3期
傅斯年受兰克史学的影响与其欧洲留学经历有关。1919年冬，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1926年归国，在英、德留学长达七年。他先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心理学，兼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后又赴德国柏林大学选学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等课程。在此期间，傅斯年自然会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纵使当时兰克史学的地位已经受到挑战，批判者大有人在，但德国毕竟是一个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根深蒂固的国家。
傅斯年史学与兰克史学二者在治史旨趣、对史料的看法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在兰克史学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的史学基石，认为撰史只有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才能写出可信的历史。而傅斯年在1928年所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也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为此，他也像兰克那样，为搜集原始资料而四处奔波，多方寻觅，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傅斯年得此真谛，并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上有所创造，写出了《明成祖先母记疑》等作品，影响甚大。
受兰克重视原始档案资料的影响，傅斯年在1928年致信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要求收购流散的清廷内阁大库档案，他在信中写道：“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内阁大库档案收归史语所，1929年9月，傅斯年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与陈垣、朱希祖、徐中舒等任编刊委员，而傅斯年在其中作用甚大，“档案收藏、整理、刊布之大旨方略，悉出其一人之胸臆”。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行，取名为《明清史料》。此次刊印的档案称为甲编，到1936年又出版乙编和丙编各10册，共计30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一生中只提到过兰克两三次，而且其藏书中也并没有兰克的著作，因而其受兰克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是通过阅读兰克学派的作品而实现的。陈峰先生在论文中提供了王汎森阐述的一则重要信息加以说明，傅斯年“很看重伯伦汉（按：兰克的再传弟子）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以致读到书皮也破了，重新换了书皮。事实上，兰克史学已经沉淀在当时德国的史学实践中，而不只是挂在嘴上。傅先生对兰克是了解的，但可能大部分来自伯伦汉”。
但不管怎样，傅斯年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这是无疑的。
陈寅恪：认同客观主义，并付诸实践
李长林、胡劲松：《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对于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关联，一些学者多有注意，如汪荣祖曾指出：“陈寅恪在德国读书时，正当兰克学派盛时，对兰克史学必定熟悉，无论有意或无益，寅恪后日撰述，每能以偏观全，尺幅之间，可见千里。”
张广智在《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一文中也说：“陈寅恪确能把西方学者的治史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考据方法相结合，‘融会贯通’地用于本民族历史之研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卓越成就。”但是，我们在讨论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关联时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陈寅恪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体现兰克学派对他的影响。但据陈先生的学生李坚回忆，陈寅恪1942年在广西大学法商学院政治学系讲授“唐代政治史”时，曾在黑板上写了好多西方历史学家的外文名字，其中就有兰克。
另外，陈寅恪所使用的语言比较法，以及其人文主义思想、对待民族-文化关系的观点，都与兰克“暗合”。陈寅恪十分注重史料的考证，并熟练采用了语言比较法，这也是兰克治史采用之法，兰克在鉴定历史著作的原始性方面，主要通过训诂方法比较行文的风格、语法和用词。
例如陈寅恪对佛教典籍的考释，1927年到1933年的七年间，他共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都是用异文写本和遗闻遗物与考据对象比勘参校，如《斯坦因Khara-Kn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就是取中译本和西藏重译本、斯氏残本互相比勘。但陈先生运用语言比较法，并不局限于考释典籍异同，他还会把语言比较引申到文化史问题的研究，如1932年发表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即是证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不仅认同兰克在治史方面提倡的客观主义，更将其付诸实践，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不从事晚清历史的研究，虽然他很熟悉这段历史，但因先世与这段历史有着割不断的恩怨，所以他曾对学生说过，“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
此外，他还对他人治史时不坚持客观主义表示批判，如1945年梁启超弟子吴其昌撰成《梁启超传》，材料多取自梁的《戊戌政变记》，陈氏不仅批判梁启超的论著作于情感激愤之时，所言不尽实录，也表示吴其昌的《梁启超传》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变法之论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
姚从吾：把兰克研讨班教学研究形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易兰：《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学术月刊》2005年2月
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姚从吾，中国历史学家，中国现代辽宋金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学。1922年，姚从吾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专攻蒙古史兼及史学方法，他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接受兰克史学思想训练的第一人，对当时仍有相当影响力的兰克史学自然很是了解。
1934年归国后，姚氏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方法论课程，传播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据其学生杜维运回忆，姚在讲授“历史研究法”时，在课堂上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介绍德国从兰克到伯伦汉的史学方法，其《历史方法论》也是脱胎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
之后在西南联大、河南大学、台湾大学执教的近40年中，无论是授课还是编写讲义，姚从吾都参考了兰克学派的思想与方法。他曾告诫学生研究历史要像兰克那样，对史料要经常保持寻源、怀疑、批判的态度，以真正还原史料的性质，“对历史研究，每一年代，每一史实，甚至史料中的每一个字，要慎重周到，不能掉以轻心”。甚至在抗战时期，姚先生仍旧不忘收集汇总当时的文献材料，以便于将来的史学研究。
在兰克所倡导的史学思想中，专题研讨班（Seminar）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兰克说，“仔细介绍一位学者的实际工作和个人活动才是可取的”，“以便今后在某项特殊研究中遇到细节时不至于不知所措”。因此，兰克主张在教学研究中让学生自由选择课题、集体讨论，而其间穿插着的兰克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这种专题研讨班形式传播开来。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历史学人才方面也是影响深远，故在某些学者看来，兰克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和这种专题研讨班的教学形式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把兰克的研讨班教学研究形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就是姚从吾。姚氏在为学生讲授“东北史专题研究”时，就是采取“研讨班”的形式，在这个研讨班中，姚氏要求学生按照各自的专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以求增进知识。这种寓研究方法于工作之中的教学研究形式，促使学生脚踏实地地从事专门研究，有利于史学人才的培养。迄今，这种教学研究方法在历史教学科研中依旧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姚从吾在教学和科研中不断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兰克的史学思想，并逐渐认识到兰克的治史方法不能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因此，约在1964年，他在讲授历史方法论课程时，就计划除了宣讲兰克的史学思想外，还需补充说明“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这也说明中国历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认知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阶段，中国的历史学家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