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中国文学与猴的缘分较深，可以上溯至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从描述当时生活的《诗经》里读到的猴，还不叫猴，叫做猱。先民淳朴，自然看不惯狡狯的猱之所为。于是，《小雅·角弓》中记载：“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意思是说，小人趋炎附势的伎俩不用教，而巴结攀附人就像涂泥于墙，涂了又涂。我们今天在文章中所使用的成语——教猱升木，就是来源于此。

到了汉代。才华横溢的东汉辞赋家王延寿，25岁就不幸渡湘江而溺亡，在其所做《王孙赋》中提到了猴。与他的前辈——《诗经》作者一样，他对猴没什么好印象。“王孙”一词，多义，古典诗词中常见，如白居易诗句“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中的王孙，指贵族子弟或一般男子。而此辞赋中的王孙，则是指猴。对其丑陋形象有所不齿：“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丑仪。”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操有诗歌存世，据说其文章被鲁迅所赏识，称之“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诗风刚健有力，开创了“建安风骨”的雄浑格调，对猴亦持否定态度。其《薤露行》一诗较为有名：“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在这位雄才大略的魏武帝的眼里，猴是“不良”之别名，理应被唾弃才是。

唐代如是。诗僧贯休，为人耿直，诗书画俱佳，以“一条直气，海内无双”的性格闻名。他当然看不惯善于攀援的猴之本性，作诗一首，名曰《新猿》。“寻常看不见，花落树多苔。忽向高枝发，又从何处来。风清声更揭，月苦意弥哀。多少求名者，年年被尔催。”这里的“新猿”类似在官场得势的新宠，以求名逐利为务，眼里大概只有“高枝”，更无他物。

两宋时代文人的风雅清高，越千年而依然被今人所称道。文人的凌云气度与嶙峋傲骨，使得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宠物自有选择与分寸。诗人王安石、苏轼、陆游三人好像彼此商量好似的，分别吟咏讽刺之诗，一致鞭挞猴之鄙陋。王安石曰：“吾闻人之初，好恶尚无朕。帝与凿耳目，贤愚随殊品……睢盱猴冠缨，狼藉鼠穴寝……”苏轼云：“并生天地宇，同阅古今宙。视下则有高，无前孰为后……下士沐猴冠，已系犹跳骤……”陆游说：“昔慕骚人赋远游，放怀蜀栈楚山秋。橘中尚可著四老，海外谁云无九州……幅巾短褐吾羞便，实厌衣冠里沐猴……”他们对于平素常见、甚至躲也躲不开的“沐猴而冠”之沐猴，可谓深恶痛绝，因而所吟诗句也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

令人倍感奇怪的是，历史自明清以降，我们好像再难见到如上述痛快淋漓的“沐猴”讽刺诗，想想又不奇怪，反倒觉得很自然。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好生了得，诗人动不动就可能被皇帝腰斩，谁还敢指斥皇帝身边的“猴冠缨”之类的人物呢。人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鞭猴难道就不看主人么。显然，文学史上，诗人与小说家对待猴的态度是不同的。猴的正面形象出现，不过500年历史，那是因为明代吴承恩在其小说《西游记》中为猴翻案，给猴唱赞歌。不知为什么，我本爱读小说，却读不下去“猴事”，读不下去《西游记》。但少我一人没关系，一点儿不影响猴的大受欢迎，有那么多人，至少上亿人赞猴，爱猴，捧猴，猴该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