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孫中山研究權威學者黃宇和院士的新書《歷史偵探——從鴉片戰爭到孫中山》日前在本港發行。黃宇和院士近日現身香港中華書局，與讀者分享了該書背后的點點滴滴，盡管身體抱恙，黃宇和院士仍笑言，「工作是停不下來的，一個人活著，總希望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奉獻。」香港商報記者黃鶯

 

 

　　三管齊下解決懸案

 

　　黃宇和院士一向運用檔案鑽研結合實地調查與歷史想象的治史方法，他像「偵探」一般做歷史，不只挖掘史料，而且很強調回到現場。2014 年6 月，香港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蕭滋先生向黃宇和院士建議，把黃院士幾十年來的治史方法與經驗撰寫成書。黃院士遂以「偵探」的名義現身說法，運用他三管齊下的治史方法解決了一些懸案，不拘大小，娓娓道來。

 

　　談到其找資料、找檔案的過程，黃院士分享道，譬如在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他首先會將所有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中文記載看完，但孟子曾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全部相信書上的說法亦是行不通的，「有人有目的性的是為了欺騙你，我不願意這樣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所以前人用過的材料全部重新看。你看過什麼材料，我一定看；你沒有看過的我一樣看，盡量蒐集，就這樣用了30年。」黃院士說。

 

　　黃院士還以研究「孫中山倫敦蒙難事件」為例，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治史方法。黃院士為了這個課題須頻頻飛到英國看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外交部、內政部等檔案，并做實地調查；去北京看明清檔案館（今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總理衙門檔案；此外還去臺北查閱各相關資料。「為了查清楚孫中山究竟有沒有被綁架，我看了很多資料。研究孫中山的蒙難，雖然是一個很具體的題目，但我還是不停將具體的題目見微知著，從孫中山被綁架，到英國人全力救他，在大局上可以看出人家的文明發展是怎樣的。」

 

　　《歷史偵探——從鴉片戰爭到孫中山》中各章的題目分別屬於兩大領域：其一是有關兩次鴉片戰爭時期（包含太平天國）的探案；其二是對孫中山生平具關鍵性事件的偵察。

 

　　至於緣何選擇兩次鴉片戰爭和孫中山兩大領域作為個案來探索，黃院士在該書序言中道出原委，1968 年黃院士從香港大學畢業后馬上前往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長期由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保存的葉名琛檔案剛剛移交英國國家檔案館并終於開放，黃院士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再結合英國各地的英語檔案，正好兼顧了中英雙方的態度、處境與追求，避免了偏聽。於是黃院士決定以葉名琛作為個案，切入帝國主義的研究。研究愈來愈深入之后，總覺得缺少什麼。適逢1979 年中山大學歷史系代主任胡守為先生盛情邀請黃院士當訪問學人，更由於該校的陳錫祺先生，屢屢不恥下問有關孫中山的史事和史料，故突然想到孫中山乃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暨民生主義——通稱三民主義——是其畢生學習、思考與實踐的結晶，於是黃院士決定以孫中山作為個案，藉此研究民族主義。

 

 

　　華夏文明患有癌癥

 

　　黃院士表示，這本書的直接構思是文明交戰。一千多年以來，文明交戰一直大規模地進行著，遠至1095 年第一批十字軍東征，近至19世紀的兩次鴉片戰爭。19世紀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與華夏文明交戰時，華夏文明被打到片甲不留，但華夏精英仍然不斷地苦苦掙扎，終於在新中國成立時，把帝國主義從神州大地趕跑，結束了曠日持久的第一場「文明交戰」。「再接下來會是怎麼樣的一場戰爭，我這本書的脈絡就是從兩次鴉片戰爭開始，一直追溯帝國歷史發展到現在的趨勢和規律，如果打起來會是怎麼樣的。」黃院士說。過去，絕大部分國人責怪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華夏文明的先知先覺者孫中山先生則早已自我反省，并指出華夏文明確實患有癌癥。黃院士此前所著的《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除了譴責帝國主義以外，已經同時偵查出一些華夏癌癥諸如矢志做皇帝的思想，本書將再接再厲，追查其他癌癥。

 

　　對研究近代史的中外學者和專家來說，「黃宇和」這個名字并不陌生。《歷史偵探從鴉片戰爭到孫中山》是黃宇和院士與中華書局合作的第三本書。之前兩部作品分別是2011年的《三十歲之前的孫中山》和去年出版的《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

 

　　黃宇和1946年11月生於廣東番禺縣，自幼隨家人移居香港。1968年香港大學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英國牛津大學博士，1974年起受聘到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任教，從講師逐步遞升為近代史講座教授，1978年被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選舉為該院院士，2001年11月榮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成為首位獲得這項澳洲學術最高榮譽的華裔學者，其研究領域包括孫中山、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近現代中國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