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已經是「兩會」的常青樹話題了。今年，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不出意外地收到了關於醫院號販子的問題，「我要感謝那位姑娘，一聲吼，推動了老大難問題的解決。」她認為，號販子問題深層次還是醫療的結構性矛盾，要會同公安部門一起整治。李斌的回答，對「兩會」記者乃至病患，顯然都是不「解渴」的。

　　我們首先需要明白一點，號販子問題的本質是什麽，拷問著誰的良心。

　　李斌提到的那位姑娘，在北京某醫院排了一天隊，沒掛到一個標價300元的專家號，黃牛手里有號，要賣4500。姑娘氣憤之極，聲淚俱下地控訴，怒罵號販子。號販子當然讓人深惡痛絕，但是，如果將醫院專家號看作一種需求供給，那些優質供給在供求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巨大的投機空間，在沒有對投機的有效控制下，極易被高度商品化。客觀來說，這是符合市場規律的。一個笑話說，一位絕症病人去看某專家，該專家的號竟然已經排到了10年後，病人徒歎：「10年後，不是我死了就是專家死了。」這種情況下，病人與號販子的交易，不但讓病人感覺不到號販子的罪惡，恐怕還會感激涕零。經濟學就是這麽冷血。其實，何止知名專家一號難求，筆者曾經好不容易掛上了一個專家號，需要做一項檢查，竟然也需要等到兩個月後，無奈只得從號販子手中以2000元購得「檢查號」。

　　一個專家號竟然排10年

　　對此，今年「兩會」的代表委員沒少出謀劃策。有一些亟需落實的建議，比如掛號、診療全系統實名制，推進互聯網醫療、完善分級診療體系等。提議夠狠的是北京市衛計委主任方來英委員建議將「號販子」入刑。得到更多罵聲的是，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院長劉玉村提出，提高掛號費、住院費、床位費、手術費，降低檢查、藥品、材料費等，「自然就擋住了一部分人」凡病必到大醫院看專家。

　　一遇到問題就收費、提高價格門檻，都快成了治理社會問題的中國特色了。問題是，目前有的專家號已經300元、800元了，就算倍增到2000元，恐怕也只能導致號販子價格的水漲船高，4500元有人買，6500元就沒人買了？是的，價格可以解決這世界上的很多問題。把專家號提高到1萬元一個，住院費提到五星級賓館價格，號販子確實可以「死絕」，但老百姓卻只能在家里等死了。這種對經濟學原理的粗暴運用，恐怕只能造成更高的「看病貴」，以及更多窮人的「看病難」。

　　市場難解醫療公共服務困局

　　多年前，一位衛生部長就曾對醫改的市場化思維振聾发聵地說，「我不僅是衛生部的部長，我還是13億人民的衛生部部長！」可以堅信，通過價格來治理號販子或者小病大醫、崇尚名醫名院，不可能成為政府的政策選項，更不可能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擴大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城市范圍，協同推進醫療服務價格、藥品流通等改革」的內涵。「健康是幸福之基」，李克強的話讓人感到溫暖。由此，人們應該明白，號販子問題所折射的，不簡單是醫療程序等技術性問題，也不是簡單與互聯網融合的問題，而是供給側改革問題，是鍾南山所說的「公立醫院的核心是解決它的租賃性，解決它的公益性」。說白了，通過供給側改革，要讓公立醫院守住精誠醫德和良心底線。只有在這個底線下，掛號診療實名制、分級診療等，方能綱張目舉地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

　　醫療服務是供給側的一種特殊知識產品，診斷、檢查、開藥、手術，構成了這個產品的基本要素，在供需兩端醫生和病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息不對稱，病人可以選擇醫生，卻很難選擇醫生的產品提供，醫生的腐敗空間也就天然存在，更別說再加上醫院的創收考核。這是醫療供給側的核心問題。對此，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用短短400字就給出了解決方案，其中有一項「建立健全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保護和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讓醫生不再為創收发愁，並通過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的制度設計杜絕其腐敗空間。我們所希望的是，如果為醫生加工資，希望不是讓老百姓用掛號費來支付。　 

　　香港商報特派評論員 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