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父親》
作者：袁琼琼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6年4月
他過世後，她有時會想：在另一個世界，會有一個胖胖的、濃眉大眼滿臉笑容的男人去見他，跟他說：“孫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後這一胖一瘦的兩個人會坐下來。繼父會與我的生父談話，告訴他我們是怎樣長大的。
兩個男人的故事具象的生父 抽象的繼父
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字：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變故。暗想，究竟是故事引發變故，還是變故造就故事？
其實，故事即變故，只是于生命而言是變故，落于書面，便是故事。我們總是認為故事應是有虛構成分的，事實上，我覺得，那是寫作者賦予“變故”以心靈的消解與釋懷。
《兩個父親》是這本書的名字，也是其中一篇散文的標題。然而閱讀，卻是從“眷村”開始，就好像進入村口，看到耿直歡樂的父親出場，美麗的戲劇化的母親亦是出場了，然後是我，充滿好奇而又心思縝密的天真女孩。再然後，群架打得頭破血流的男孩，被母親煽着耳光拖着頭發往家趕的“失足”女孩，並不受寵的寵物狗“嗷嗷”叫着從一家竄到另一家，那些永遠不會關閉家門的房子，成為村里的孩子們游戲的站點，家門內總有一個成年女人操持着她們擅長或者勉為其難的家務，教訓着自家或者鄰居家的孩子……然後，我們看見，繼父出現了，以默片的方式。
眷村其實並不龐大，可是孩子的心有多大啊！
十五歲是一個分界岭，繼父從生父手里領到一枚沉重的接力棒。生父以快速短跑的方式完成了他短暫而又激情四溢的生命，而繼父，卻是長跑，漫長的後半輩子，把十五歲的孩子跑成了花甲，把五十歲的自己，跑成一個九十九歲耄耋老人。
生父已然是遙遠的記憶，童年時代，被他拖着去醫院看牙，小小的腿腳跟不上軍人疾速奔走的步伐；他坐在公交車上，她坐在他膝上，腿肚子觸碰到他硬質粗糙的軍褲，令她覺得可靠而依賴；他带她吃冰，他“呼嚕呼嚕”喝冰渣子糖水，暗黑的底色下，他眉目鮮明，巨大的軀體以及攝取食物時浩瀚的聲音，一切都是清晰可辨……孩童時代的記憶顯得那麼具體，因為“我把我自己留在他的死亡里陪伴他，一個永遠幼小的自己”。而後的成年經歷，卻隱藏在那些氣味和色調的背後，抽象成某種概念。是的，在我的閱讀中，生父是具象的生父，繼父卻是抽象的繼父，可分明是繼父陪伴孩子的日子更長更久。
她給過繼父一個擁抱，在母親抱病住院的大廳。他“八十來歲，身體非常清涼干淨，抱着他時感覺他有種香氣，青草似的，陰涼干爽，完全沒有所謂的老人味。”在她的記憶里，他以沉默的影子以及氣味的方式無所不在。
我相信，那是一個潔身自好的男人，他沉默寡言，她亦是不曾在書中記錄下他的只言片語。他不說話，他是一個“跟我們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然而，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疏離恰是一種保護，保護孩子的自尊，維護她們內心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保住某些尷尬永遠埋藏在內心，某種窘迫不致讓孩子無以應對……與生父相比，繼父活在更為逼仄寂寞的心理空間，他悄悄地收藏繼女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剪貼本里收錄的是他羞于示人的驕傲。
繼父與生父互不認識，可他撫養了他的五個孩子到成年。他過世後，她有時會想：在另一個世界，會有一個胖胖的、濃眉大眼滿臉笑容的男人去見他，跟他說：“孫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後這一胖一瘦的兩個人會坐下來。繼父會與我的生父談話，告訴他我們是怎樣長大的。
很少有人這樣寫自己的生父和繼父，讀到這一段，感動與哀傷，一並侵襲而來。
有時候我也會想一些並不存在的問題，譬如，當一個男人，與另一個男人並肩站在一起，我會偏愛哪一個？倘若他們分別與我單獨相處，我又會不會無以逃避地同樣愛着他們？盡管他們是那麼不同，胖或瘦，高或矮，開朗或內向……我喜歡這樣的對比，兩個親人，抑或兩個情人。
因為平和、坦然，世俗的人倫庸常在一個性情美好而又細膩的女子筆下，成為一種有關文字、有關人性的品質。
書寫錐心舊事停留在記憶里的父親
眷村的入口，亦是記憶的入口。那些記憶，由食物的滋味、家居的色調、人的語氣抑或歌聲、布料的觸感，還有，某種痛感，牙痛，甚而心痛，一一組成。而閱讀《兩個父親》的過程，便是一個別人的記憶與我的記憶交錯勾連的過程。
記憶總是那樣重要，幾乎所有人都這麼認為。記住發生過的事，好像我們的人生才可以存在。然而，“記憶又是很難准確的。我們記住的，往往不是事實，而只是情緒和感覺，可記憶會被這些情緒和感覺修改。”
當垂垂老矣的繼父“回憶他曾經參加的戰役、指揮過的兵員，被長官召見，長官對他的鼓勵。非常翔實、精確，場景、服裝、對話，有如小說，或電影。我們跟他談話時在一種幾乎魔幻的狀態，他如此真實地回憶那些在他生命中不存在的事情，我們附和他，因為真正的往事不在他的記憶里。”
在醫學領域，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幻覺”，那是一種病症，而每一個曾經年輕過的人，在遭遇老年的自己時，多數會有這樣的“幻覺”。以書中的話來說，就是“用記憶修正人生”，那些被誇大的光榮與甜美，那些被屏蔽的不愉快與難以承擔，都在記憶里被重新描繪過。“我們所記憶的，與其說是真實人生，不如說是我們的願望，以及對自己人生的真正定義。”
當讀到她寫“凡是带厚度的、沉實的布料，總讓我想起父親。”，我便真想起我的父親，那個被我在《遠去的人》里記述的老人。現在他躺在醫院里，阿爾茨海默症讓他不再認識我，也不認識任何家人。他軟弱到不能咀嚼青菜，吞咽兩口水就要睡過去。可每每與別人提起我的父親，我腦中依然是一個穿着“老K皮鞋”，走路時腳步“咚咚”作響的父親。
小時候，我們把父親工廠里發的勞保皮鞋叫“老K皮鞋”，有着厚重的鞋面、鞋帮和鞋底，硬度可與安全帽匹敵，這種鞋子讓一個身量並不高壯的男人顯得偉岸而精力充沛。還記得，父親開着一輛紅色的車到外婆家來接我，他從車門里跨出的腳上就是那樣一雙鞋。他挾住我的雙臂，一把拎起我，把和玩具熊一樣大的我擺在駕駛室的座椅上：我們回家啦！然後，“老K皮鞋”踩下油門，“轟”的一聲，刹那間，小小的我飛馳起來……那是記憶里的故事，卻無法追溯真假。母親說了，父親從沒有開過紅色的車。還有，廠里發的“老K皮鞋”，父親大多送給鄉下的親戚，自己幾乎沒怎麼穿。還有還有，我住外婆家的時段，是四歲以前，那麼小的我，怎麼可能記得？可我腦中，就是有這樣的記憶。抑或母親的記憶也是錯的？我們交疊的錯誤讓過往變得神秘而詭異。就像作者在書中所說，“我不大相信記憶，一切的記憶，包括我自己的。”
讀到彼時，我忽然有一種沖動，我想認識一下這位叫“袁琼琼”的前輩，並不是要與她交談什麼具體的記憶，而是，我想看看她長什麼樣。書上的作者簡介沒有附照片，可是我的腦中，卻有一個想象的她，那個留着西瓜皮頭的祖籍四川的台灣女孩。童年的我，也是留的西瓜皮，只是出生成長在上海的我，與她有着母女般懸殊的年齡差距。也許見了面，我亦是想不出要與她說什麼話，我想，我只是要看看，未來的我，會不會長成她那個樣子。不然，為什麼她的記憶，在我讀來恰如我的記憶？
閱讀《兩個父親》，便是閱讀一個人的記憶，而這樣的記憶，在我眼里，卻是被賦予了文學的色彩。對心靈有着幽微關照的文字，不事張揚地撫慰自己，撫慰閱讀者，抑或，用她的記憶，喚起我們的記憶。如此，話題回到最初，那句封面上的話，“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變故。”
故事與變故的關系，在《兩個父親》中，以記憶與現實的方式錯綜呈現。我們終其一生體歷着變故，同時為自己的內心創作生命的故事。如同書中所說：他保持懷疑，卻又無法證實自己的懷疑。因此選擇不信任記憶，也不信任遺忘。讓事實停留在某處，某個無法界定卻也無法抹除的某處。
有時候，我們寫作，就是為了在某處停留，停留在一個無法界定，也無法抹除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