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 ［南非］J.M.庫切著張沖譯譯林出版社2010-8

經典常讀◎韓維正

在施密特看來，“政治的浪漫派”是20世紀歐洲自由主義危機的表現形式。而庫切創造的露茜形象，在今天的歐洲難民危機中愈發清晰可感。

52歲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維·盧里因與一位女學生的豔遇而被逐出學界。事發後，盧里拒絕了校方給他的“公關”方案——公開悔過以保住教職，而是選擇來到邊遠的鄉村，暫避于他25歲的女兒露茜的農場里。盧里教授並不適應“下等”而庸俗的鄉村生活，更嚴重的是，他始終無法與女兒溝通。不久，農場遭到了三名黑人歹徒的洗劫，盧里受傷，露茜被強奸並懷孕。案件不了了之。很快，盧里發現其中一個未成年歹徒就是露茜家黑人帮工的親戚，但露茜拒絕報警，也拒絕流產，堅持要生下強奸犯的孩子。同時，露茜決定以自己的土地為嫁妝，“嫁”給黑人帮工做小老婆，以換取後者對自己的保護。她斷然拒絕了父親移民歐洲的提議。盧里最終悲哀地發現，自己在女兒心里已與敵人無異。

這就是《恥》講述的故事。南非作家庫切憑借它聲名鵲起，但也同時給全世界讀者留下了一個疑問：為什麼露茜做出這樣的抉擇？為什麼露茜敵我不分？

露茜與“浪漫派”

面對父親的強烈質疑，露茜這樣解釋自己選擇“嫁”給黑人鄰居做小老婆的原因：

“不錯，我同意。是很丟臉。但這也許是新的起點。也許這就是我該學着接受的東西。從起點開始。從一無所有開始。不是從‘一無所有，但是……’開始，而是真正的一無所有。沒有辦法，沒有武器，沒有財產，沒有權利，沒有尊嚴。”

在臨近全書結尾的部分，盧里忍不住毆打了偷窺露茜洗澡的黑人小孩兒，後者正是當日三個強奸犯之一，也是露茜家鄰居帮工的親戚。事後露茜責備父親破壞了自己與黑人鄰居間的“契約”，甚至將父親與劫匪相提並論，說自己能對付他們，也能“對付”盧里，“可你們一起來，我就沒法對付了。”

讀者對露茜的猜疑此時達到了頂峰。露茜怎會這樣不知好歹，是非不分，逆來順受？

因為露茜與她那迷戀拜倫的父親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浪漫派”。

正像父親盧里把一件教授誘奸女學生的案件浪漫化為一場愛神的游戲，在女兒露茜眼中，自己的受難也被賦予了濃濃的浪漫色彩，從而被轉化為又一項審美活動。現實生活的窘境，被語言概念上閃耀着的聖潔之光和羅曼蒂克所遮掩，能指和所指嚴重分離：“真正的一無所有”似乎反而給露茜带來了從未有過的踏實感。盧里將生活中的一切都轉化成激情與愛欲視角下的審美問題，露茜則將一切都轉化為同情與平等視角下的審美問題。

關于這一點，小說中早有伏筆。父女之間的第一次爭吵就圍繞着“動物平權”問題展開。露茜激烈抨擊了盧里的等級世界觀，她拒絕承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更高層次的生活”，否認人與動物真的存在任何本質性的高低差別。在關愛動物的表面下，實際上暗藏着露茜對于人類世界中壓迫和不平等的厭倦與恐懼。露茜選擇一種遠離城市、自力更生、關愛動物的鄉村生活，也正是此種厭倦與恐懼的心理投射。在爭吵的最後露茜決然說道：“我不願像豬狗一樣地回到另一個世界中去，不願意在那里像現在生活在人的欺壓之下的豬狗那樣生活。”

另一方面，小說也在多處暗示了露茜年輕時曾有過一段“嬉皮年代”。“養護狗、看菜園、看星相書、穿沒有性別特征的衣服”，她的生活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當時的印跡。再結合露茜對父親的叛逆，我們可以推測：一種與老派西方精英文化相對立的、向往田園生活、厭倦說教、親近玄學、同情一切弱者、保護動物、倡導女權主義與同性戀平權的青年嬉皮文化，曾是露茜青少年時代大量攝入的精神養料，並直接塑造着她日後的原則與立場。

歐洲文明的“自毀傾向”

德國憲法學家卡爾·施密特認為，“政治的浪漫派”本質上是20世紀歐洲自由主義危機的表現形式。在自由主義的市民階級世界里，上帝死了，或者說，上帝被主觀化了。分離的、孤獨的和獲得解放的個人，替代上帝，成了中心、終審法庭和絕對存在。于是，自己的體驗就成了唯一有意義的事情。“浪漫派”的敵人不是什麼別的政治決斷或國家現實危機，而只是任何試圖影響他的來自“他者”的聲音。就此而言，露茜那同情一切弱勢群體的浪漫派原則，讓她在主觀上根本無法擁有敵人，她唯一的敵人就是固守不平等的等級生活、試圖強勢為她做決策的父親。

在施密特的筆下，浪漫派壓根兒“不存在政治能動性的最重要的來源，即對正義的信念和對非正義的憤怒”。同樣，露茜與讀者（某種意義上也包括父親盧里）的根本分歧或許就在于：讀者對強奸事件的理解，是一種基于正義與非正義之分的政治決斷。而露茜在理解這件事時，卻引入了一種浪漫派的標准。這個標准使得她通過大量文學化的轉喻，將自己所遭受的事件，與“生活在人的欺壓之下的豬狗”建立起了某種聯系，進而將一個政治決斷變成了基于平等與同情的審美實踐。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是非不分”的問題，在小說人物的邏輯上居然是成立的。

因此，露茜的故事並不僅僅是白人被黑人吞沒，現代文明被“類自然狀態”的鄉間法則同化的故事。與其說露茜是“被”同化，不如說是她主動擁抱鄉間的自然狀態。這里最為關鍵的反諷是：支配露茜“洗心革面”的並非是對鄉間自然狀態的全盤認同，而仍然是歐洲文明一貫的“浪漫派”精神。也就是說，歐洲文明以“浪漫派”的方式開啟了某種“自毀”傾向，模糊敵友的分界，在高聲確立主體性的同時一步步走向主體性的消亡。

這樣的危機意識只有在南非這片特殊的土地上才能被把握。世代更替，南非的白人根深蒂固地紮在這片土地上，歐洲不再成為他們理所應當的大後方，這正是盧里這代人與露茜這代人之間的差別。同時，隨着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南非的白人第一次真正面臨自己成為“少數”的狀況。種種困境讓歐洲文明“浪漫派”的危機更早地降臨到南非白人中間，這使得庫切的小說獲得某種超前性，也給同時代的讀者們增添了不少困擾。最大的困擾就是露茜的人物形象是否可信——但今天，我們恰巧可以借助德國難民危機，來對露茜的形象進行更具體的理解。

露茜與“白左聖母”

庫切在1999年創造了露茜的形象，2015年的露茜已到不惑之年，不過她依舊相信，這個世界只有一種生活，那就是人們共同擁有且平等擁有的生活。德國的難民危機使得這樣一個群體或者一個形象浮出地表。當年讀者對于露茜謎樣抉擇的困惑，也演變為中國網絡語境中對于所謂“白左聖母”的挖苦。

中國網民對于“白左聖母”較為嚴肅的批評可以概括為：拒絕變革，敵友不分。一味堅持“多元平等”的意識形態，無原則地包容外來民族與文化。更讓部分中國網民“不能忍”的是，一方面“白左聖母”對異族難民制造的暴力事件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卻又對本民族人的“政治不正確”異常敏感（“科隆大規模性侵事件”後的輿情最為典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露茜與黑人的關系、露茜對待父親的方式，與今天中國網絡語境中的“白左聖母”具有了高度的相似性。此外還要關注德國的特殊性。一戰後，德國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普遍將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視為“外來西方戰勝國”的強加，是驕傲的德意志民族的恥辱。經過納粹和二戰的洗禮，德國則始終在“低頭認罪”，再不提德意志本位與“西方文明”之分，十九、二十世紀光芒萬丈的德意志民族似乎也只剩歷史書中的一段回音。戰後德國這種微妙的心理結構，與90年代南非一朝失去政治特權的白人處境頗為相似，而受平權思想影響甚深的露茜，與認罪懺悔氛圍中長大的德國“白左聖母”亦有共通之處。

或者從根本上說，今天歐洲文明面臨的這一問題，說明施密特對自由主義和浪漫派的反思依然有效。施密特在論及政治浪漫派的典型亞當·繆勒時極盡挖苦之能事，他譏諷繆勒“對一切事物及其對立面的不講道德的欣賞”，譏諷他對“打通一切事物的熱情”，他的“博大的寬容”，他的“軟弱的被動性”，甚至是他的“女子氣”。而庫切采用了更為復雜的探討方式，他將歐洲文明的“浪漫派”危機，與男女性別的差異、父女之間的叛逆等因素雜糅起來，同時賦予露茜這一形象，這也讓庫切的思考在以文學的形式展開的同時得以深化。

總之，庫切為歐洲文明提出了新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露茜。在今天，本處于邊緣地带的“露茜問題”已通過難民危機的形式重返歐洲的中心。

供圖/小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