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 ［南非］J.M.库切著张冲译译林出版社2010-8

经典常读◎韩维正

在施密特看来，“政治的浪漫派”是20世纪欧洲自由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而库切创造的露茜形象，在今天的欧洲难民危机中愈发清晰可感。

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与一位女学生的艳遇而被逐出学界。事发后，卢里拒绝了校方给他的“公关”方案——公开悔过以保住教职，而是选择来到边远的乡村，暂避于他25岁的女儿露茜的农场里。卢里教授并不适应“下等”而庸俗的乡村生活，更严重的是，他始终无法与女儿沟通。不久，农场遭到了三名黑人歹徒的洗劫，卢里受伤，露茜被强奸并怀孕。案件不了了之。很快，卢里发现其中一个未成年歹徒就是露茜家黑人帮工的亲戚，但露茜拒绝报警，也拒绝流产，坚持要生下强奸犯的孩子。同时，露茜决定以自己的土地为嫁妆，“嫁”给黑人帮工做小老婆，以换取后者对自己的保护。她断然拒绝了父亲移民欧洲的提议。卢里最终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女儿心里已与敌人无异。

这就是《耻》讲述的故事。南非作家库切凭借它声名鹊起，但也同时给全世界读者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露茜做出这样的抉择？为什么露茜敌我不分？

露茜与“浪漫派”

面对父亲的强烈质疑，露茜这样解释自己选择“嫁”给黑人邻居做小老婆的原因：

“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在临近全书结尾的部分，卢里忍不住殴打了偷窥露茜洗澡的黑人小孩儿，后者正是当日三个强奸犯之一，也是露茜家邻居帮工的亲戚。事后露茜责备父亲破坏了自己与黑人邻居间的“契约”，甚至将父亲与劫匪相提并论，说自己能对付他们，也能“对付”卢里，“可你们一起来，我就没法对付了。”

读者对露茜的猜疑此时达到了顶峰。露茜怎会这样不知好歹，是非不分，逆来顺受？

因为露茜与她那迷恋拜伦的父亲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派”。

正像父亲卢里把一件教授诱奸女学生的案件浪漫化为一场爱神的游戏，在女儿露茜眼中，自己的受难也被赋予了浓浓的浪漫色彩，从而被转化为又一项审美活动。现实生活的窘境，被语言概念上闪耀着的圣洁之光和罗曼蒂克所遮掩，能指和所指严重分离：“真正的一无所有”似乎反而给露茜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卢里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转化成激情与爱欲视角下的审美问题，露茜则将一切都转化为同情与平等视角下的审美问题。

关于这一点，小说中早有伏笔。父女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就围绕着“动物平权”问题展开。露茜激烈抨击了卢里的等级世界观，她拒绝承认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更高层次的生活”，否认人与动物真的存在任何本质性的高低差别。在关爱动物的表面下，实际上暗藏着露茜对于人类世界中压迫和不平等的厌倦与恐惧。露茜选择一种远离城市、自力更生、关爱动物的乡村生活，也正是此种厌倦与恐惧的心理投射。在争吵的最后露茜决然说道：“我不愿像猪狗一样地回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不愿意在那里像现在生活在人的欺压之下的猪狗那样生活。”

另一方面，小说也在多处暗示了露茜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嬉皮年代”。“养护狗、看菜园、看星相书、穿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她的生活中仍然保留着一些当时的印迹。再结合露茜对父亲的叛逆，我们可以推测：一种与老派西方精英文化相对立的、向往田园生活、厌倦说教、亲近玄学、同情一切弱者、保护动物、倡导女权主义与同性恋平权的青年嬉皮文化，曾是露茜青少年时代大量摄入的精神养料，并直接塑造着她日后的原则与立场。

欧洲文明的“自毁倾向”

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浪漫派”本质上是20世纪欧洲自由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在自由主义的市民阶级世界里，上帝死了，或者说，上帝被主观化了。分离的、孤独的和获得解放的个人，替代上帝，成了中心、终审法庭和绝对存在。于是，自己的体验就成了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浪漫派”的敌人不是什么别的政治决断或国家现实危机，而只是任何试图影响他的来自“他者”的声音。就此而言，露茜那同情一切弱势群体的浪漫派原则，让她在主观上根本无法拥有敌人，她唯一的敌人就是固守不平等的等级生活、试图强势为她做决策的父亲。

在施密特的笔下，浪漫派压根儿“不存在政治能动性的最重要的来源，即对正义的信念和对非正义的愤怒”。同样，露茜与读者（某种意义上也包括父亲卢里）的根本分歧或许就在于：读者对强奸事件的理解，是一种基于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政治决断。而露茜在理解这件事时，却引入了一种浪漫派的标准。这个标准使得她通过大量文学化的转喻，将自己所遭受的事件，与“生活在人的欺压之下的猪狗”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进而将一个政治决断变成了基于平等与同情的审美实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是非不分”的问题，在小说人物的逻辑上居然是成立的。

因此，露茜的故事并不仅仅是白人被黑人吞没，现代文明被“类自然状态”的乡间法则同化的故事。与其说露茜是“被”同化，不如说是她主动拥抱乡间的自然状态。这里最为关键的反讽是：支配露茜“洗心革面”的并非是对乡间自然状态的全盘认同，而仍然是欧洲文明一贯的“浪漫派”精神。也就是说，欧洲文明以“浪漫派”的方式开启了某种“自毁”倾向，模糊敌友的分界，在高声确立主体性的同时一步步走向主体性的消亡。

这样的危机意识只有在南非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才能被把握。世代更替，南非的白人根深蒂固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欧洲不再成为他们理所应当的大后方，这正是卢里这代人与露茜这代人之间的差别。同时，随着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南非的白人第一次真正面临自己成为“少数”的状况。种种困境让欧洲文明“浪漫派”的危机更早地降临到南非白人中间，这使得库切的小说获得某种超前性，也给同时代的读者们增添了不少困扰。最大的困扰就是露茜的人物形象是否可信——但今天，我们恰巧可以借助德国难民危机，来对露茜的形象进行更具体的理解。

露茜与“白左圣母”

库切在1999年创造了露茜的形象，2015年的露茜已到不惑之年，不过她依旧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生活，那就是人们共同拥有且平等拥有的生活。德国的难民危机使得这样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形象浮出地表。当年读者对于露茜谜样抉择的困惑，也演变为中国网络语境中对于所谓“白左圣母”的挖苦。

中国网民对于“白左圣母”较为严肃的批评可以概括为：拒绝变革，敌友不分。一味坚持“多元平等”的意识形态，无原则地包容外来民族与文化。更让部分中国网民“不能忍”的是，一方面“白左圣母”对异族难民制造的暴力事件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又对本民族人的“政治不正确”异常敏感（“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后的舆情最为典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露茜与黑人的关系、露茜对待父亲的方式，与今天中国网络语境中的“白左圣母”具有了高度的相似性。此外还要关注德国的特殊性。一战后，德国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普遍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视为“外来西方战胜国”的强加，是骄傲的德意志民族的耻辱。经过纳粹和二战的洗礼，德国则始终在“低头认罪”，再不提德意志本位与“西方文明”之分，十九、二十世纪光芒万丈的德意志民族似乎也只剩历史书中的一段回音。战后德国这种微妙的心理结构，与90年代南非一朝失去政治特权的白人处境颇为相似，而受平权思想影响甚深的露茜，与认罪忏悔氛围中长大的德国“白左圣母”亦有共通之处。

或者从根本上说，今天欧洲文明面临的这一问题，说明施密特对自由主义和浪漫派的反思依然有效。施密特在论及政治浪漫派的典型亚当·缪勒时极尽挖苦之能事，他讥讽缪勒“对一切事物及其对立面的不讲道德的欣赏”，讥讽他对“打通一切事物的热情”，他的“博大的宽容”，他的“软弱的被动性”，甚至是他的“女子气”。而库切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探讨方式，他将欧洲文明的“浪漫派”危机，与男女性别的差异、父女之间的叛逆等因素杂糅起来，同时赋予露茜这一形象，这也让库切的思考在以文学的形式展开的同时得以深化。

总之，库切为欧洲文明提出了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露茜。在今天，本处于边缘地带的“露茜问题”已通过难民危机的形式重返欧洲的中心。

供图/小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