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商業史的七大階段
韓國百年商業史如漢江一般，波瀾不驚，靜默如迷，很難找尋一道涇渭分明的分界線。不過，韓國企業家精神和商業發展規律的流變，依然或明或暗的昭示一條軌跡。回望韓國商業100年，從時代節點和共性特征而論，大致可以劃分為七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10-1930年，群雄並起。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以後，民不聊生，世事多艱，可就在這一年前後，對韓國商業將形成巨大影響的教父級企業家先後出生：1905年，起亞創始人金哲浩誕生;1907年，LG創始人具仁會出世;三星創始人李秉哲生於1910年，5年後現代創始人鄭周永出生。生逢亂世，身若浮萍，20年烽火硝煙熏烤，這些日後的商界大亨最渴盼的就是國家強大、社會安定，他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情懷濃烈深厚，並烙刻在內心深處，而且將這些氣質傳承到後輩身上。
第二個階段從1931-1945年，商業萌芽。1930年代中後期，金哲浩、具仁會、李秉哲、鄭周永陸續走上創業征途，因為身處戰亂時期，創業過程艱難坎坷，經常淪入顛沛流離境地，尤其是在1937年7月日“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在中國戰場被拖入持久戰，加重對朝鮮的搜刮掠奪，戰時的金融、糧食、貿易政策變動對韓國企業家打擊慘重。不過，仍然有一些膽大、敏銳的年輕人在戰爭夾縫中找到生存、壯大的機遇，完成財富和能力的原始積累，雄心勃勃期待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三個階段從1946-1961年，財閥崛起。1947年，美國占領當局將沒收日本殖民統治者所得——家企業、庫存物品、不動產及相當於朝鮮半島的土地交給李承晚政府，後者將所謂的歸屬財產無償“處理”給私人企業，這筆巨額財富相當於韓國總資產的80%。1948年韓國建國，經濟開始複蘇。在1945-1961年之間，美國大約提供大約21.5億美元的物資援助，韓國政府將其出售，收入所得占當時財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作為工業貸款和政府投資來源。包括李秉哲、具仁會在內的企業家利用與政府的特殊關系，通過購買歸屬財產、援助分配和政府借貸等特惠政策快速崛起，被稱為“特惠財閥”。
值得提及的是，在日本殖民時期，一些本土企業已形成財閥雛形，但受到抑制和盤剝，他們迫切期待與政府建立緊密關系。建國以後，韓國人口急劇增長，百業凋敝，消費品極度稀缺，經濟落後，政權不穩，所以執政者急於與財閥合作。雙方一拍即合，相濡以沫，形成牢不可破的政經同盟。
第四個階段從1962-1979年，新貴追擊。樸正熙上台之後，曾試圖推行政經改革，打破財閥壟斷局面，無奈在市場體制落後、企業競爭乏力的境況下，很難撼動財閥勢力。不過，他通過連續的5年計劃和出口導向政策，扶持新一批現代財閥。到上世紀年代中期，韓國開啟“重化工業化”時代，政府以稅收減免、優惠貸款等補貼手段，加速新一代財閥在鋼鐵、石化、汽車、造船、電子等領域暴富，鄭周永、金哲浩以及大宇創始人金宇中、韓進創始人趙重勳、雙龍創始人金成坤等財閥皆受益於此。
第五個階段從1980-1997年，膨脹擴張。1980年代初期，韓國經濟面臨技術和資金不足、出口艱難、國際收支惡化的危難境地，韓國政府號召企業家發揚經濟主體、經濟騎士的精神，提出企業和政府、企業主和消費者相互理解、共渡難關的口號，企業家不惜放棄幾十年的傳統產業和經營方式，負債引入國外先進電子技術發展高科技產業。在政府的產業引導和經濟援助下，韓國企業日益強大。1987年，韓國有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其中“三星”、“現代”還躋身世界最大的50家企業之列。1997年，韓國前大財團的銷售總額達107.2萬億韓元，占當年韓國萬億韓元的94.8%。從1960年代開始的“漢江奇跡”，至此已持續30多年，韓國商業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
第六個階段從1998-2000年，衰退蕭條。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韓國貿易賬戶赤字接近700億美元，韓國各金融機構銀根收緊，長期依賴出口貿易、貸款經營的韓國企業遭受重創，破產、倒閉者不計其數，起亞、大宇在這次危機中轟然倒下，“韓寶”、“真露”、“漢拿”、“高麗”、“三美”等品牌灰飛煙滅，三星、現代、LG債台高築，勉強支撐，直到進入新世紀才顯露曙光。實際上，這場危機的破壞性影響延續到2003年，在SK株式會社董事長崔泰源被捕、大宇集團董事長金宇中遭全球通緝之後，現代峨山公司董事長鄭夢憲在2003年跳樓自殺，企業家悲劇收場，“韓國模式”充滿曲終人散的落寞與淒涼。
第七個階段從2001-2014年，變革重生。慘痛的教訓令韓國政府痛下改革決心，連際貨幣組織(IMF)也參與制定改革方案，劍鋒直指財閥，核心內容是改革企業治理結構。政府規定，財閥撤消集團的綜合計劃部門，打破家族控制，集團首腦只能擔任一個公司的會長;財閥要賣掉非核心產業，資金用於充實核心企業實力，每個財閥集中力量經營3-5個大的產業部門，專業化經營;禁止集團子公司相互提供貸款擔保。這段時期，各大財閥基本完成新老交替和接班計劃，新一代銳意進取，大刀闊斧，可一旦涉及財閥的核心利益，改革就很難推進，甚至在政商博弈中引發政治或經濟危機。
縱觀韓國商業史發展的七大階段，基本將時代變革、經濟盛衰、商業脈絡清晰梳理出來，其中最耀眼的一條主線，莫過於財閥。毫不誇張地說，財閥的成長軌跡與韓國經濟發展一脈相承，它的興衰成敗關乎國運，其中隱秘的政商邏輯值得探究。
大而不倒
韓國學者林炳潤曾指出：“財團就是韓國經濟之全部的比喻，並非誇大其辭。由於財團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發揮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說，沒有對財團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韓國的經濟。”
林先生所言非虛。2003年，韓國前十大財閥的總資產為371.29萬億韓元，占韓國GDP的48.4%。10年之後，2012年所占比例增加到85%，資產總額達700萬億韓元。另外一組數據顯示，從2007-年，以三星、現代、LG為代表的韓國前五大財閥，企業產出占韓國GDP的比重從1/3左右上升至。另外，截至2011年，韓國前30大財閥企業的制造業雇員占到雇員總量的10.7%，制造業銷售額占到銷售額總量的45%，制造業增加值比率占到全部增加值的41%;資產比例占到總資產比例的50%。這些枯燥數字生動反映出一個現象：在過去10年中，韓國財閥的勢力不僅沒有因為改革而削弱，反而愈加強大，財富集中度更高，壟斷地位更強，對國計民生的影響力更大。
1980年代末，韓國“反托拉斯法”將總資產在億韓元(當時約合5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企業集團統一劃為“財閥”，當時韓國有43家財閥，共涉及672家企業。財閥在商業和經濟發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許多韓國人都以進入財閥大企業工作為人生最高理想。但是，正如美國好萊塢電影《教父》中一句台詞所說：“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財閥主導型經濟幾乎可以與“政商勾結”“權貴資本”劃等號，自1948年韓國建國以來，曆任韓國總統幾乎都深陷醜聞，甚至身敗名裂，禍根就是財閥導致畸形政商關系的勾連和博弈。
韓國政經真可謂成也財閥，敗也財閥。看似多黨輪流執政，實則財閥當國。財閥對於韓國乃至全球商業的影響，很難以好壞優劣論定，它是在非常複雜的時代背景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獨特企業形態。總結來看，韓國財閥模式具有五大特點。
第一，政商結盟。歐美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南亞家族財團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壟斷地位是通過市場手段並購、重組實現，而韓國財閥是在政府扶持、政策幹預的不完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家族財團與政府權力的聯系超過全球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據美國哈佛大學有研究報告所指出，韓國政府實際上是大財閥的締造者，“在韓國大企業中，政府是事實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
第二，家族集權。財閥由家族控制核心企業，控股公司即最高司令部，以法人持股方式占有旗下企業，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實現所有權控制。盡管家族在財閥中持股通常不超過10%，外部股東股權占以上，比如李氏家族占三星總股本不到2%，但通過龐大的交叉持股體系牢牢掌控74家企業。而且，創始人家族成員幾乎占據財閥公司2/3以上的總裁和經理董事席位，這種對經營權的掌控依家族世襲而不斷延續。
第三，多元化戰略。財閥經營領域涵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范圍無所不包。例如三星集團設計航空、化工、紡織、保險、證券、電子、造船、建築、鋼鐵、旅遊、傳媒數十個行業，現代集團涉足汽車、造船、鋼鐵、航空、家具、化妝品、百貨、金融、石化、鐵路、建設、保險等十幾個產業。多元化既與自身能力半徑擴大有關，更是各財閥之間競爭所驅動，與“第一主義”的精神激勵分不開。
第四，集群化、規模化。由於政府的鼓勵、引導和扶持，財閥在擴張過程中規模日益龐大，形成一個個巨型產業集群，逐漸對韓國資源、資金、市場形成高度壟斷，每家財閥旗下公司數量都是數十家、上百家，三星在1999年子公司達到159家。要知道，韓國領土面積和人口規模，僅與中國浙江省相當。
第五，高負債經營。財閥高速擴張，急劇膨脹，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資本來源主要靠借貸而不是利潤積累或發行股票，這種轉嫁風險的方式將政府、民眾與財閥捆綁得更緊密，以確保“大而不倒”。1997年韓國前30大財閥平均負債率達到521.5%，有些甚至高達將近4000%，金融危機發生後大量企業破產，政府為此支出168萬億韓幣救市，最終只收回87萬億韓幣，民眾發起“攢金運動”，捐獻金銀首飾價值達22億美元。有評論犀利指出，財閥“將伴隨企業的風險轉嫁給政府和公眾，而成功時候卷走其全部的利潤”。
從積極因素看，這五大特點讓財閥具備快速崛起的資源優勢和全球擴張的競爭實力，但弊端似乎更多，至少存在五大問題：政商結盟滋生社會腐敗;家族集權造成體系封閉;盲目擴張導致效率低下;規模龐大形成絕對壟斷;“大而不倒”加劇金融風險。對於政府而言，這些問題都不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幾乎每位韓國總統上台時都意氣風發地提出改革計劃，對財閥頑疾痛心疾首，下決心刮骨療毒，卻總是黯然收場。因為隨著反腐和改革深入，他們無一例外會發現親戚朋友都深陷其中，成為反腐敗對象，與財閥之間有糾纏不清的利益瓜葛。
2012年12月20日，韓國首位女總統樸槿惠上台，她正是1974年被暗殺的前總統樸正熙之女。樸槿惠所倡導的“經濟民主化”政策是一種中性路線，既主張財閥要向中小企業和民眾讓利，也反對清算、摧毀或削弱財閥，又不會扶持、擴張財閥。在2010-年的4年間，韓國GDP增速分別為6.3%、3.7%、和3%，逐年不斷下滑，而2013年前十大財閥家上市子公司稅前利潤同比下滑約15%，經濟困境恐怕讓樸槿惠對財閥產生更大依賴，就業、投資、出口都需要財閥支持。
財閥當國，仍將是韓國政壇的潛規則。總統坐鎮青瓦台，財閥掌控隱權力。
給中國企業的啟示
1961年，韓國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被列為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一，到2013年人均收入超過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曆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表示，韓國發展的特色在於其走出了一條“壓縮式發展道路”，並在短期內走上“價值鏈的高端”。這種“小國大商”的獨特經濟發展模式，核心優勢在於政府動用大量國家資源扶持幾家大財閥，使其有足夠多的資金和資源快速擴張，進入高端領域。與此同時，大量經濟、社會、政治矛盾突顯，財閥成為當前韓國最大的隱憂。
已故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曾指出：“經濟增長——特別是快速的經濟增長——經常涉及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將引起不同產業重要性的巨大變化、勞動力需求的變化以及產品的地緣配置，並導致人們生活、工作方式和地點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經濟增長意味著收入分配的巨大變革。此外，經濟增長意味著快速的經濟變革，經濟變革必然引起社會混亂。明顯的，不管經濟增長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成為一種不穩定的力量。”經濟增長意味著國家發展，也導致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和不穩定因素增多。
作為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財閥必然擔當引起社會不穩定的罪魁禍首之惡名，可是，政府責任不能因此撇得一幹二淨。而且，這種政商關系在東南亞國家非常普遍，喬·史塔威爾在《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中披露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中國香港地區超級富豪的發跡史，詳細闡釋各國豪門巨族如何依靠政府特權建立強大商業帝國，這些財閥的作為非常符合電影教父中的一句台詞：“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當然，這些問題都不足以對財閥全盤否定。包括政商關系在內，從經營管理角度來看，韓國財閥對中國商業經營者、管理者至少有以下六點啟示：
第一，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作用有限。伴隨財閥成長，韓國政府以“有形之手”幹預市場行為，不僅從外部以政策、行政手段調控、引導，還介入企業治理結構、產業方向、管控方式各個方面，對財權、人權、事權皆有深淺不一的影響，直接造成政府與企業權責錯位。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很普遍，大中型國有企業的管控與韓國財閥有很多相似之處，政企不分現象長期存在。中小型企業也經常遭遇各級政府或明或暗的盤剝，萬通地產創始人馮侖曾呼籲：“要管好政府的手，不要在企業家懷裏亂摸。”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第二，效率比規模更重要。韓國政府以“高層建築”型戰略布局重點扶持“據點企業”，催生財閥膨脹、擴張，規模龐大，效率卻不斷下降。而且，大企業的發展通常以犧牲中小企業利益為代價，李明博執政期間，韓國前20大財閥資產規模增加77.6%，引發中小企業主和民眾不滿，媒體評論“大企業財團對中小企業的欺壓是韓國社會最大的不公正”。中國企業追求規模的潮流日趨明顯，在2010-2014年的5年間，中國企業(包含台灣地區)進入世界500強排行榜的數量分別為54家、69家、79家、95家、100家，幾乎翻番，客觀來說，中國企業的“500強”實際是“大”，大而不強，企業創新、轉型重在提升效率。
第三，多元化布局，專業化運營。韓國財閥普遍采取多元化戰略，產業繁多，關聯度低，幾乎80%業務與核心領域無關，依然經營得風生水起，許多中國企業家前往韓國參觀考察後內心膨脹，盲目模仿。企業應該專業化還是多元化，應該由“范圍經濟”決定，如果因為專業化而喪失必要的“范圍經濟”，就應該適當多元化擴張。同樣，如果離開“范圍經濟”大舉擴張，多元化就喪失優勢。最可行的方式，應該是相關多元化，圍繞核心業務擴張，但是在人才、制造、管控、營銷等各環節要做到專業化。
第四，借力資本，適度負債。韓國財閥的融資方式主要是借貸，由各子公司互相擔保，或者政府擔保，實際上銀行對於負債企業的約束力很低，一旦破產、崩盤，牽連甚廣。最近幾年，每年都有大財閥破產倒閉或財務危機發生，每次事件對韓國政府、企業、民眾的信心都是打擊、摧殘，牽連甚廣。中國企業在融資方面存在兩個極端，一種是不敢負債，以自有資金緩慢發展，另一種是融資無門，不惜拆借高利貸維持。經營者的思維需要轉變，政府在投融資方面的工作更需加大。
第五，家族控股，制度“接班”。盡管韓國財閥的家族高度集權制度有諸多弊端，這種管控模式仍然值得中國民營企業借鑒，財閥的曆史比韓國建國更早，堪稱基業長青。西方管理文化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主人翁精神，企業被資本市場、經理人的業績、利潤導向而淡化價值觀，因此家族控股很重要。不過，家族企業應該遵循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實行股東、董事會、經營層三權分立，建立放權機制、培養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培養職業經理人，讓制度“接班”。
第六，警惕政商結盟。表面來看，韓國財閥都有深不見底的強硬政府背景，因政商結盟帶來特權而強大，比如李秉哲的父親是李承晚的至交，金宇中的父親是樸正熙的恩師，鄭周永與樸正熙私交甚篤，他們利用子女聯姻、贊助選舉等方式與政界結盟，關系盤根錯節，韓國商業教父的政商分寸拿捏的平衡術在中國商界備受推崇。可事實上，與韓國曆任總統悲劇收場一樣，大部分韓國財閥都難以善終，幾乎所有人都遭受過政治打擊。崔泰源被判刑，鄭夢憲自殺，金宇中逃亡，就連被譽為“經濟總統”的李健熙也兩度被判緩刑。政商結盟是一味甜美的毒藥，服用需謹慎。客觀來說，政商關系離不開，更靠不住。
讀懂財閥，就是讀懂韓國商業史、經濟史和政商博弈史，理解韓國企業家精神。作為近鄰，韓國商業在很多方面可以作為中國企業的一面鏡子，正衣冠，明得失，發揚“第一主義”，做到“大而不倒”，實現“基業長青”。 （作者：陳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