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商業史的七大階段
韓國百年商業史如漢江一般,波瀾不驚,靜默如迷,很難找尋一道涇渭分明的分界線。不過,韓國企業家精神和商業發展規律的流變,依然或明或暗的昭示一條軌跡。回望韓國商業100年,從時代節點和共性特征而論,大致可以劃分為七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10-1930年,群雄並起。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以後,民不聊生,世事多艱,可就在這一年前後,對韓國商業將形成巨大影響的教父級企業家先後出生:1905年,起亞創始人金哲浩誕生;1907年,LG創始人具仁會出世;三星創始人李秉哲生於1910年,5年後現代創始人鄭周永出生。生逢亂世,身若浮萍,20年烽火硝煙熏烤,這些日後的商界大亨最渴盼的就是國家強大、社會安定,他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情懷濃烈深厚,並烙刻在內心深處,而且將這些氣質傳承到後輩身上。
第二個階段從1931-1945年,商業萌芽。1930年代中後期,金哲浩、具仁會、李秉哲、鄭周永陸續走上創業征途,因為身處戰亂時期,創業過程艱難坎坷,經常淪入顛沛流離境地,尤其是在1937年7月日“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在中國戰場被拖入持久戰,加重對朝鮮的搜刮掠奪,戰時的金融、糧食、貿易政策變動對韓國企業家打擊慘重。不過,仍然有一些膽大、敏銳的年輕人在戰爭夾縫中找到生存、壯大的機遇,完成財富和能力的原始積累,雄心勃勃期待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三個階段從1946-1961年,財閥崛起。1947年,美國占領當局將沒收日本殖民統治者所得——家企業、庫存物品、不動產及相當於朝鮮半島的土地交給李承晚政府,後者將所謂的歸屬財產無償“處理”給私人企業,這筆巨額財富相當於韓國總資產的80%。1948年韓國建國,經濟開始複蘇。在1945-1961年之間,美國大約提供大約21.5億美元的物資援助,韓國政府將其出售,收入所得占當時財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作為工業貸款和政府投資來源。包括李秉哲、具仁會在內的企業家利用與政府的特殊關系,通過購買歸屬財產、援助分配和政府借貸等特惠政策快速崛起,被稱為“特惠財閥”。
值得提及的是,在日本殖民時期,一些本土企業已形成財閥雛形,但受到抑制和盤剝,他們迫切期待與政府建立緊密關系。建國以後,韓國人口急劇增長,百業凋敝,消費品極度稀缺,經濟落後,政權不穩,所以執政者急於與財閥合作。雙方一拍即合,相濡以沫,形成牢不可破的政經同盟。
第四個階段從1962-1979年,新貴追擊。樸正熙上台之後,曾試圖推行政經改革,打破財閥壟斷局面,無奈在市場體制落後、企業競爭乏力的境況下,很難撼動財閥勢力。不過,他通過連續的5年計劃和出口導向政策,扶持新一批現代財閥。到上世紀年代中期,韓國開啟“重化工業化”時代,政府以稅收減免、優惠貸款等補貼手段,加速新一代財閥在鋼鐵、石化、汽車、造船、電子等領域暴富,鄭周永、金哲浩以及大宇創始人金宇中、韓進創始人趙重勳、雙龍創始人金成坤等財閥皆受益於此。
第五個階段從1980-1997年,膨脹擴張。1980年代初期,韓國經濟面臨技術和資金不足、出口艱難、國際收支惡化的危難境地,韓國政府號召企業家發揚經濟主體、經濟騎士的精神,提出企業和政府、企業主和消費者相互理解、共渡難關的口號,企業家不惜放棄幾十年的傳統產業和經營方式,負債引入國外先進電子技術發展高科技產業。在政府的產業引導和經濟援助下,韓國企業日益強大。1987年,韓國有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其中“三星”、“現代”還躋身世界最大的50家企業之列。1997年,韓國前大財團的銷售總額達107.2萬億韓元,占當年韓國萬億韓元的94.8%。從1960年代開始的“漢江奇跡”,至此已持續30多年,韓國商業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
第六個階段從1998-2000年,衰退蕭條。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韓國貿易賬戶赤字接近700億美元,韓國各金融機構銀根收緊,長期依賴出口貿易、貸款經營的韓國企業遭受重創,破產、倒閉者不計其數,起亞、大宇在這次危機中轟然倒下,“韓寶”、“真露”、“漢拿”、“高麗”、“三美”等品牌灰飛煙滅,三星、現代、LG債台高築,勉強支撐,直到進入新世紀才顯露曙光。實際上,這場危機的破壞性影響延續到2003年,在SK株式會社董事長崔泰源被捕、大宇集團董事長金宇中遭全球通緝之後,現代峨山公司董事長鄭夢憲在2003年跳樓自殺,企業家悲劇收場,“韓國模式”充滿曲終人散的落寞與淒涼。
第七個階段從2001-2014年,變革重生。慘痛的教訓令韓國政府痛下改革決心,連際貨幣組織(IMF)也參與制定改革方案,劍鋒直指財閥,核心內容是改革企業治理結構。政府規定,財閥撤消集團的綜合計劃部門,打破家族控制,集團首腦只能擔任一個公司的會長;財閥要賣掉非核心產業,資金用於充實核心企業實力,每個財閥集中力量經營3-5個大的產業部門,專業化經營;禁止集團子公司相互提供貸款擔保。這段時期,各大財閥基本完成新老交替和接班計劃,新一代銳意進取,大刀闊斧,可一旦涉及財閥的核心利益,改革就很難推進,甚至在政商博弈中引發政治或經濟危機。
縱觀韓國商業史發展的七大階段,基本將時代變革、經濟盛衰、商業脈絡清晰梳理出來,其中最耀眼的一條主線,莫過於財閥。毫不誇張地說,財閥的成長軌跡與韓國經濟發展一脈相承,它的興衰成敗關乎國運,其中隱秘的政商邏輯值得探究。
大而不倒
韓國學者林炳潤曾指出:“財團就是韓國經濟之全部的比喻,並非誇大其辭。由於財團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發揮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說,沒有對財團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韓國的經濟。”
林先生所言非虛。2003年,韓國前十大財閥的總資產為371.29萬億韓元,占韓國GDP的48.4%。10年之後,2012年所占比例增加到85%,資產總額達700萬億韓元。另外一組數據顯示,從2007-年,以三星、現代、LG為代表的韓國前五大財閥,企業產出占韓國GDP的比重從1/3左右上升至。另外,截至2011年,韓國前30大財閥企業的制造業雇員占到雇員總量的10.7%,制造業銷售額占到銷售額總量的45%,制造業增加值比率占到全部增加值的41%;資產比例占到總資產比例的50%。這些枯燥數字生動反映出一個現象:在過去10年中,韓國財閥的勢力不僅沒有因為改革而削弱,反而愈加強大,財富集中度更高,壟斷地位更強,對國計民生的影響力更大。
1980年代末,韓國“反托拉斯法”將總資產在億韓元(當時約合5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企業集團統一劃為“財閥”,當時韓國有43家財閥,共涉及672家企業。財閥在商業和經濟發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許多韓國人都以進入財閥大企業工作為人生最高理想。但是,正如美國好萊塢電影《教父》中一句台詞所說:“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財閥主導型經濟幾乎可以與“政商勾結”“權貴資本”劃等號,自1948年韓國建國以來,曆任韓國總統幾乎都深陷醜聞,甚至身敗名裂,禍根就是財閥導致畸形政商關系的勾連和博弈。
韓國政經真可謂成也財閥,敗也財閥。看似多黨輪流執政,實則財閥當國。財閥對於韓國乃至全球商業的影響,很難以好壞優劣論定,它是在非常複雜的時代背景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獨特企業形態。總結來看,韓國財閥模式具有五大特點。
第一,政商結盟。歐美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南亞家族財團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壟斷地位是通過市場手段並購、重組實現,而韓國財閥是在政府扶持、政策幹預的不完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家族財團與政府權力的聯系超過全球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據美國哈佛大學有研究報告所指出,韓國政府實際上是大財閥的締造者,“在韓國大企業中,政府是事實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
第二,家族集權。財閥由家族控制核心企業,控股公司即最高司令部,以法人持股方式占有旗下企業,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實現所有權控制。盡管家族在財閥中持股通常不超過10%,外部股東股權占以上,比如李氏家族占三星總股本不到2%,但通過龐大的交叉持股體系牢牢掌控74家企業。而且,創始人家族成員幾乎占據財閥公司2/3以上的總裁和經理董事席位,這種對經營權的掌控依家族世襲而不斷延續。
第三,多元化戰略。財閥經營領域涵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范圍無所不包。例如三星集團設計航空、化工、紡織、保險、證券、電子、造船、建築、鋼鐵、旅遊、傳媒數十個行業,現代集團涉足汽車、造船、鋼鐵、航空、家具、化妝品、百貨、金融、石化、鐵路、建設、保險等十幾個產業。多元化既與自身能力半徑擴大有關,更是各財閥之間競爭所驅動,與“第一主義”的精神激勵分不開。
第四,集群化、規模化。由於政府的鼓勵、引導和扶持,財閥在擴張過程中規模日益龐大,形成一個個巨型產業集群,逐漸對韓國資源、資金、市場形成高度壟斷,每家財閥旗下公司數量都是數十家、上百家,三星在1999年子公司達到159家。要知道,韓國領土面積和人口規模,僅與中國浙江省相當。
第五,高負債經營。財閥高速擴張,急劇膨脹,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資本來源主要靠借貸而不是利潤積累或發行股票,這種轉嫁風險的方式將政府、民眾與財閥捆綁得更緊密,以確保“大而不倒”。1997年韓國前30大財閥平均負債率達到521.5%,有些甚至高達將近4000%,金融危機發生後大量企業破產,政府為此支出168萬億韓幣救市,最終只收回87萬億韓幣,民眾發起“攢金運動”,捐獻金銀首飾價值達22億美元。有評論犀利指出,財閥“將伴隨企業的風險轉嫁給政府和公眾,而成功時候卷走其全部的利潤”。
從積極因素看,這五大特點讓財閥具備快速崛起的資源優勢和全球擴張的競爭實力,但弊端似乎更多,至少存在五大問題:政商結盟滋生社會腐敗;家族集權造成體系封閉;盲目擴張導致效率低下;規模龐大形成絕對壟斷;“大而不倒”加劇金融風險。對於政府而言,這些問題都不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幾乎每位韓國總統上台時都意氣風發地提出改革計劃,對財閥頑疾痛心疾首,下決心刮骨療毒,卻總是黯然收場。因為隨著反腐和改革深入,他們無一例外會發現親戚朋友都深陷其中,成為反腐敗對象,與財閥之間有糾纏不清的利益瓜葛。
2012年12月20日,韓國首位女總統樸槿惠上台,她正是1974年被暗殺的前總統樸正熙之女。樸槿惠所倡導的“經濟民主化”政策是一種中性路線,既主張財閥要向中小企業和民眾讓利,也反對清算、摧毀或削弱財閥,又不會扶持、擴張財閥。在2010-年的4年間,韓國GDP增速分別為6.3%、3.7%、和3%,逐年不斷下滑,而2013年前十大財閥家上市子公司稅前利潤同比下滑約15%,經濟困境恐怕讓樸槿惠對財閥產生更大依賴,就業、投資、出口都需要財閥支持。
財閥當國,仍將是韓國政壇的潛規則。總統坐鎮青瓦台,財閥掌控隱權力。
給中國企業的啟示
1961年,韓國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被列為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一,到2013年人均收入超過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曆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表示,韓國發展的特色在於其走出了一條“壓縮式發展道路”,並在短期內走上“價值鏈的高端”。這種“小國大商”的獨特經濟發展模式,核心優勢在於政府動用大量國家資源扶持幾家大財閥,使其有足夠多的資金和資源快速擴張,進入高端領域。與此同時,大量經濟、社會、政治矛盾突顯,財閥成為當前韓國最大的隱憂。
已故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曾指出:“經濟增長——特別是快速的經濟增長——經常涉及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將引起不同產業重要性的巨大變化、勞動力需求的變化以及產品的地緣配置,並導致人們生活、工作方式和地點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經濟增長意味著收入分配的巨大變革。此外,經濟增長意味著快速的經濟變革,經濟變革必然引起社會混亂。明顯的,不管經濟增長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成為一種不穩定的力量。”經濟增長意味著國家發展,也導致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和不穩定因素增多。
作為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財閥必然擔當引起社會不穩定的罪魁禍首之惡名,可是,政府責任不能因此撇得一幹二淨。而且,這種政商關系在東南亞國家非常普遍,喬·史塔威爾在《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中披露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中國香港地區超級富豪的發跡史,詳細闡釋各國豪門巨族如何依靠政府特權建立強大商業帝國,這些財閥的作為非常符合電影教父中的一句台詞:“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當然,這些問題都不足以對財閥全盤否定。包括政商關系在內,從經營管理角度來看,韓國財閥對中國商業經營者、管理者至少有以下六點啟示:
第一,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作用有限。伴隨財閥成長,韓國政府以“有形之手”幹預市場行為,不僅從外部以政策、行政手段調控、引導,還介入企業治理結構、產業方向、管控方式各個方面,對財權、人權、事權皆有深淺不一的影響,直接造成政府與企業權責錯位。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很普遍,大中型國有企業的管控與韓國財閥有很多相似之處,政企不分現象長期存在。中小型企業也經常遭遇各級政府或明或暗的盤剝,萬通地產創始人馮侖曾呼籲:“要管好政府的手,不要在企業家懷裏亂摸。”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第二,效率比規模更重要。韓國政府以“高層建築”型戰略布局重點扶持“據點企業”,催生財閥膨脹、擴張,規模龐大,效率卻不斷下降。而且,大企業的發展通常以犧牲中小企業利益為代價,李明博執政期間,韓國前20大財閥資產規模增加77.6%,引發中小企業主和民眾不滿,媒體評論“大企業財團對中小企業的欺壓是韓國社會最大的不公正”。中國企業追求規模的潮流日趨明顯,在2010-2014年的5年間,中國企業(包含台灣地區)進入世界500強排行榜的數量分別為54家、69家、79家、95家、100家,幾乎翻番,客觀來說,中國企業的“500強”實際是“大”,大而不強,企業創新、轉型重在提升效率。
第三,多元化布局,專業化運營。韓國財閥普遍采取多元化戰略,產業繁多,關聯度低,幾乎80%業務與核心領域無關,依然經營得風生水起,許多中國企業家前往韓國參觀考察後內心膨脹,盲目模仿。企業應該專業化還是多元化,應該由“范圍經濟”決定,如果因為專業化而喪失必要的“范圍經濟”,就應該適當多元化擴張。同樣,如果離開“范圍經濟”大舉擴張,多元化就喪失優勢。最可行的方式,應該是相關多元化,圍繞核心業務擴張,但是在人才、制造、管控、營銷等各環節要做到專業化。
第四,借力資本,適度負債。韓國財閥的融資方式主要是借貸,由各子公司互相擔保,或者政府擔保,實際上銀行對於負債企業的約束力很低,一旦破產、崩盤,牽連甚廣。最近幾年,每年都有大財閥破產倒閉或財務危機發生,每次事件對韓國政府、企業、民眾的信心都是打擊、摧殘,牽連甚廣。中國企業在融資方面存在兩個極端,一種是不敢負債,以自有資金緩慢發展,另一種是融資無門,不惜拆借高利貸維持。經營者的思維需要轉變,政府在投融資方面的工作更需加大。
第五,家族控股,制度“接班”。盡管韓國財閥的家族高度集權制度有諸多弊端,這種管控模式仍然值得中國民營企業借鑒,財閥的曆史比韓國建國更早,堪稱基業長青。西方管理文化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主人翁精神,企業被資本市場、經理人的業績、利潤導向而淡化價值觀,因此家族控股很重要。不過,家族企業應該遵循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實行股東、董事會、經營層三權分立,建立放權機制、培養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培養職業經理人,讓制度“接班”。
第六,警惕政商結盟。表面來看,韓國財閥都有深不見底的強硬政府背景,因政商結盟帶來特權而強大,比如李秉哲的父親是李承晚的至交,金宇中的父親是樸正熙的恩師,鄭周永與樸正熙私交甚篤,他們利用子女聯姻、贊助選舉等方式與政界結盟,關系盤根錯節,韓國商業教父的政商分寸拿捏的平衡術在中國商界備受推崇。可事實上,與韓國曆任總統悲劇收場一樣,大部分韓國財閥都難以善終,幾乎所有人都遭受過政治打擊。崔泰源被判刑,鄭夢憲自殺,金宇中逃亡,就連被譽為“經濟總統”的李健熙也兩度被判緩刑。政商結盟是一味甜美的毒藥,服用需謹慎。客觀來說,政商關系離不開,更靠不住。
讀懂財閥,就是讀懂韓國商業史、經濟史和政商博弈史,理解韓國企業家精神。作為近鄰,韓國商業在很多方面可以作為中國企業的一面鏡子,正衣冠,明得失,發揚“第一主義”,做到“大而不倒”,實現“基業長青”。 (作者:陳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