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至16日，第十四屆世界英語短篇小說大會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來自世界近20個國家、200多位作家和學者齊聚麗娃河畔。
世界英語短篇小說大會是由世界短篇小說研究會組織召開的一個國際性會議，每兩年召開一次，是目前專題研討短篇小說的唯一的國際性盛會。7月13日下午，第一次全體大會暨中外作家對談活動在華師大舉行。中國作家蘇童、余華、畢飛宇、趙玫、方方，美國作家羅伯特·奧倫·巴特勒、新西蘭作家傑克·羅斯、愛爾蘭作家伊芙琳·康倫、加拿大作家馬克·安東尼·賈曼就“短篇小說中的影響和彙合：西方與東方”展開交流。
東西方文學的相互影響
曾獲普利策小說獎、菲茨傑拉德美國文學傑出成就獎的美國作家巴特勒坦言東方對他的文學影響至深。1969年他參軍入伍，在接受了越南語培訓後被派駐越南。他和越南的平民百姓親密接觸，這也深深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
“午夜之後，我一個人在西貢巷子裏遊蕩。那裏有越南人、在越南的中國人，他們都熱情地歡迎我去他們家裏作客。他們教會我深刻的東西——人類精神的實質。”
1975年越戰結束。大批越南人跟隨美國軍隊移民到美國。1992 年，巴特勒以越戰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奇山飄香》出版，翌年榮獲普利策小說獎。
“這十幾年所有的經曆都變成了我想象力的頂峰。路易斯安那的越南人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沒有把裏面的角色局限於越南人，它關乎人的心。其實無論東西方，藝術家該做的事情是照亮別人，是把普世真理講出來。”
“但我對人心的了解來自亞洲。”巴特勒表示自己寫過的23本書中，有6到7本是以越南為場景。“很多其他的書，或許文字一點都沒有談到越南或亞洲。但那些曾邀請我作客的人們，是我筆下每一個字的一部分。”
來自新西蘭的作家傑克·羅斯也提及自己的創作有相當一部分得益於中方，尤其是中國文學。他從十幾歲開始在二手書店偶遇《紅樓夢》，從此愛上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的小說讓我看到西方(小說)沒有寫到的、關乎人性的東西。我的詩歌創作也直接受到中國作品的影響，這些作品讓我知道不相關的東西放在一起，會產生奇妙的結果。 ”
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國作家也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1985年代後中國文學開始擺脫政治概念的影響。現在中國文學的獨立還是比較明顯的，文學成為真正的文學，這和西方的影響有極大的關系。”方方直言西方文學成為她們那代人寫作中的營養，“即使有些作品翻譯很差，但你不在乎翻譯好壞。有時閱讀是看別人看問題的方式。”
“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確實在成長時期對西方文學有大量的閱讀和涉獵。”蘇童回憶自己第一次接觸真正的美國文學是在高中時代，當時他在附近的新華書店用幾毛錢買了一本當代美國短篇小說集。“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兩篇，一篇來自福克納的非常不福克納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還有一篇是卡森·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
“我認為有意思的現象是，因為遠距離閱讀產生無數的想象——對對方文學的想象、對某種階級的想象，可能完全是錯誤的。但恰好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某種文化交彙和影響的開始。因為開始了，才可以有更多的反思和深入的了解，這也是我們今天在做的事。”
美國作家羅伯特·奧倫·巴特勒、余華、畢飛宇、新西蘭作家傑克·羅斯(左至右)
作家眼裏的短篇小說
畢飛宇把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比喻為自己的“爸爸”。
“也許未來人們記住我的是幾個長篇，但實際上我所有的文學中源於短篇小說哺育我、滋潤我，讓我看到小說中的東西——比如短篇小說中的人物、節奏、簡約、精准、生動，尤其是短篇小說的留有餘味。正是在短篇小說的操作過程中，我成長了。”
余華笑言畢飛宇說的“爸爸”肯定是“後爸”：“親爸的話不會寫出那么好的東西，後爸不斷地欺負他。寫作就是這樣，不斷地和寫作的內容對抗。”
余華說，他眼中的長篇小說像是一種比較長的生活，要經曆幾年才能寫完。“而短篇小說是生活中的一個個經曆，最後回過頭來發現你的生活是由這些經曆組成的。”
“我和余華不同的地方是，我認為我寫作不是在‘對抗’，我熱愛我寫的東西。”方方也對長短篇小說進行了比喻：“長篇小說可能像西方戀愛，很熱烈、直白。短篇可能像中方戀愛，很含蓄，讓人去猜。所以我寫短篇就會很節制，寫中長篇就熱烈奔放得多。”她還坦言自己發現中篇小說更盡興，所以在1990年代以後就很少寫短篇小說了。
趙玫形容短篇小說“給人精美的感覺”：“其實無論什么類型的小說，都可以用短篇精美的感覺去完成寫作。”
在提問環節，幾位作家還就“短篇小說不如長篇小說容易出版”作出回應。巴特勒提及在美國出版界，出版社會針對短篇小說出版要求簽兩份合同：一份短篇小說集，還要一份長篇小說。方方也表示由於中國長篇小說的市場需求量更大，使得一些出版社更容易出長篇，也使得“一些不太會寫作的人從長篇開始創作”。
“你寫作是因為想出版，還是為了自己舒服?比如卡夫卡就不是為了出版。你就問自己，究竟喜歡不喜歡寫?喜歡寫就一直寫，出版是第二件事，可以出，可以不出。這是一個忠告。”蘇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