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位考古學家：公元前6世紀的巴比倫國王挖出神廟奠基石
考古學就像懷舊一樣，不是過去的樣子了，那么它來自何方?“對考古學的考古學”是什么?
大多數人都對過去懷有某種興趣。確實，這種興趣再加上下述事實——我們知道我們將會死亡與我們是唯一有能力摧毀我們星球的生物——也許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類總是對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遺跡感到好奇——盡管開始時間已無從考證，但是有許多實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經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 例如， 在公元5世紀，巴爾幹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擁有一份石器時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紀與16世紀的易洛魁人遺址中也有著幾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據說印加帝國的皇帝們曾經收集了莫切文化的富麗堂皇的繪有色情圖案的陶器，這些陶器在當時已是若幹世紀之前的古董了。
現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學家”是巴比倫國王納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紀發掘了一座廟宇， 一直挖掘到一塊數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裏菲斯於1916年拍攝的默片《黨同伐異》中，有一個場景有如下字幕：“這天對貝爾沙撒的父親來說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他發掘出了納拉姆—辛神廟的奠基石，這座神廟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間，他察覺到波斯人居魯士，巴比倫最強大的敵人，正在靠近這座城市。”這表明甚至考古學最早期的開拓者們也深深地迷戀他們的專業並且常常會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
昔時“考古學家”的含義與今日大不相同。實際上，在希臘，在公元後最初的幾個世紀裏，“考古學家”這個詞指的是一類演員，他們用戲劇性的摹擬表演在舞台上再現古代的傳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學”這一詞語是由17世紀裏昂的一位醫生兼古物學者雅克·斯蓬重新創造出來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這個詞語，但這個詞像掉在石頭地面上的陶器一樣摔得粉碎。
在羅馬時代， 尤裏烏斯·凱撒的戰士發現了許多偉大的古代墳墓，當時他們正在意大利與希臘建立殖民地;他們從這些墳墓中劫奪陶器和青銅器，這些東西在羅馬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這是早期的盜墓與古物買賣的一個實例。據史學家蘇維托尼烏斯所說，甚至奧古斯都大帝也曾經收集“已經滅絕的海洋與陸地怪獸的巨大遺骨(它們通常被稱為‘巨人之骨’)與古代英雄們的武器”。
到中世紀時，歐洲人逐漸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甕)由於自然侵蝕或是穴居動物的活動而神秘地從地下顯現出來。與此同時，人工制造的燧石與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經常由於農夫耕耘土地而重見天日。根據普遍的看法，這些器物是精靈的彈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實際上，它們為甚至遠在非洲和印度的人們所崇拜與收藏，並常常被他們用作護身符或符咒。在歐洲，許多器物被人們收藏在“古玩櫃櫥”內，早期的文物愛好者將自然的與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頭腦更開明的人慢慢地認識到，這些“雷霆弩箭”與“奇妙的陶罐”實際上是古代人類的人造遺物。與此同時，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的發現鼓舞了當代藝術家去研究古典時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則開始收集與展出古典時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紀，在西北歐，有些學者開始真正質疑弗蘭西斯·培根的論點，即“大部分遠古的時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沒在沉默與忘卻之中”。這些學者認識到有關遠古的過去的信息有可能來自對野外遺跡的研究。整整一大隊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學者出發去走訪與描述這些遺跡。在17世紀和18世紀，伴隨著日益增加的發掘量，這些活動演變為一種更系統化的興趣。雖然大多數挖掘僅僅是為了重新獲得來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數開拓者將這項工作當作細致的解剖，他們注意到器物與不同土壤層之間的關系，並且認識到，總體來說，來自上層土壤的物品必定比來自下層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這種新的追問方法與讀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紙公文，引發了挖掘古塚的瘋狂浪潮——發掘西北歐或北美的墓葬山丘。這在過去首先是紳士、牧師、醫生、商人和教師等的閑暇消遣，甚至在今天，從事這些職業的人也對“業餘”考古學做出了十分可貴的貢獻。
確實直到19世紀早期至中期的時候，考古學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來，這是在渴望更系統、更科學地了解過去遺存的意義上說的。正是在這一時期，由於在西歐發現了石器工具與現已滅絕的動物之間的聯系，人類的遠古狀況才被首次證實並最終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紀末葉，真正的考古學已經是一項蓬勃興旺的事業，許多“偉人”在勤奮地工作——比特裏在埃及，考爾德威在巴比倫，謝裏曼在愛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顛。對這些開拓者中的大多數來說(也許要除去那位圓滑世故、說謊捏造的謝裏曼)，考古不再是對寶藏的追尋，而是對信息的探尋與解答特定問題的手段。
20萬年前的西班牙墓穴：世界上最古老的葬禮儀式
20世紀，由於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諸如惠勒在不列顛和印度，賴斯納和伍萊在近東，尤爾和基德爾在美洲，鮑德斯和勒羅—高漢在法國)，考古學成為了一項基礎雄厚的、多學科的事業，彙集了無數個領域的專家——從地球物理學家(他們可以借助一系列裝置來探測地表以下的東西)和空中攝影師到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化學家、遺傳學家和所有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他們能夠從考古得到的物質中或從包裹這些物質的沉積物中確定年代。
隨著時間的推移，迄今為止，考古學有兩個主要的趨勢。第一，發掘已經變得比原來緩慢得多，也更加艱苦。過去人們用鶴嘴鎬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藥爆破!)考古地層，而現在，每一地層都被細致地鏟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後每樣東西都要過篩，這樣才不會遺失土壤裏可能包含的任何一點兒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遺骨之穴”這個岩洞深處的密室裏，藏有許多至少有二十萬年的骷髏(實際上，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禮儀式)，發掘者每年的7月只移去大約十英寸的泥土。這裏已經發掘出了大約三百具人類骸骨，這就是發掘者們可以擺弄的全部東西。因為每一具都必須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與保存，這項工作進行得難以置信地細致，連留下的沉積物都要清洗與過篩，所以甚至連內耳的微小骨骼也被發現了。
第二個主要的趨勢是，我們不僅獲得了數量急劇增長的各種類型的材料，而且——由於新技術與新的科學分析方法的發展——我們現在可以從每件器物上獲得多得多的信息，這一點頗有諷刺意味。例如，拿一塊陶瓷碎片來說(這是陶器上的碎片，屬於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遺存類型)，過去，一塊碎片只能簡單地依據其形狀、材料與裝飾(如果有的話)而被歸為某一種類型。但是現在，你可以獲得對它的原料的詳盡分析，從而使你能夠確定這些原料的來源;你還可以獲知它是在什么溫度下燒制的，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燒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熱致發光技術來確定其年代，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來分析其內部表面上沉澱物的最不明顯的痕跡，從而告訴我們它原來是用來盛放什么東西的!
換句話說，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它正在用比原來少得多的材料來做比原來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在生產著比原來多得多的東西。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正在不斷地增長，他們為職位而競爭，並且所有的人都試圖提供信息或新的資料。大量的討論會與專題會正在舉行，其中大部分最終將其成果以書的形式出版。因此，這一專業的文獻已經失去控制， 一只巨大的多頭許德拉正帶著新的雜志和系列專著年複一年地躍起，很少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資料，甚至連圖書館在目前的緊縮預算之下要購買它們也感到很吃力。沒有人能指望擁有關於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或某一專業的所有文獻，更不用說關於某一大陸的考古學的所有文獻了，更遑論全世界的考古學文獻了。
在戰前，情況則完全不同。如果你在劍橋大學的圖書館裏看一看標有諸如格雷厄姆·克拉克或格林·丹尼爾這樣的偉大名字的博士論文原稿，你就會發現它們確實篇幅短小，只相當於20世紀90年代論文中的一個單獨章節。當然，在他們做學生的年代，他們所學習與閱讀的考古學著作要少得多，並且他們也無福享受到偉大的神祇施樂複印機與蘋果電腦的庇佑，不得不靠自己的手來記筆記與複制地圖。
與此同時，博物館也物滿為患，因為保存已經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見譯文第99頁)。例如在埃及，考古學家甚至已經在將器物重新埋入地下， 因為他們認識到這樣它們將保存得更好、更長久，為了未來的世代能夠目睹它們，將它們托付給大地母親比托付給博物館的地窖或倉庫更好。正是由於存在著大量未曾公開的發掘成果，所以在世界的每個博物館中都存在著一座“文物山”：未曾編目和/或未曾研究的物品組成的巨大收藏。這一情況已經惡化到如此地步，以至於那不勒斯博物館不得不在最近關門，因為成千上萬的古幣和其他東西從它的庫房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它的庫房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藏品被編入了目錄。很明顯，要是考古學要把它那非常淩亂而且塞得過滿的館藏理出個頭緒來的話，還有許多工作得做。
人類學研究活著的人性，考古學研究沉默的僵屍
自從20世紀60年代的樂觀主義重新流行以來， 考古學家已經對他們的專業能夠為人類行為研究做出獨一無二的貢獻這一點抱有比以往大得多的信心。就考古學與姐妹學科的關系看來，這在北美特別重要。
人類學只是意味著對人性的研究。在英國，它被分成社會(或文化)人類學與體質(或生態)人類學兩部分，前者分析人類文化與社會，而後者研究人類的體質特征以及他們是如何進化的。然而，在美國，人們也認為考古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大多數學院派的考古學家可以在“人類學系”中找到，考古學被當成人類學的一個子學科，而不是像在舊大陸那樣，考古學自身就是一個學術領域。
考古學曾經被稱為“文化人類學的過去時態”，並且由於它涉及的是人類的過去， 所以它無可爭辯地是人類學的一個方面。然而，它同樣是曆史學的一部分——實際上，曆史學可以被恰當地描述為是考古學冰山所露出的一角，因為就人類過去的幾乎所有事物而言，考古學是真正信息的唯一來源。曆史學(除了口述史學)只不過始於大約公元前3000年文字記述在西亞的引入，後來很久之後，文字記述才遍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即使就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時期而言，來自考古學資料的信息對於從文字中獲悉的知識仍然是有價值的補充。並且不管怎樣，常常是考古學家首先發掘出文件與手稿。
當然，在人類學與考古學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差異，那就是，總的說來，人類學家的日子比較舒適愜意，他們能夠觀察人們的行為，調查作為信息來源的人，因為人類學是發生在現在的。(當然，有些學究在“後程序考古學”中曾經指出，不存在像現在這樣的東西，因為只要你開始意識到某一瞬間，這個瞬間就已經過去了。無論如何，這類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得到的觀察只會召來人們大聲的嘲笑。) 考古學的情報提供者已經死去了，考古學的證據更是沉默不語。考古學的答案則需要耐心的工作才能獲得。這種差別幾乎就是是與一位開朗、敏銳的青年閑談，還是與一具僵屍交談之間的差別!
這種差別的另一必然結果就是，人類學家可以看到他們的研究對象如何行動，並且可以要求他們做出解釋，而考古學家則不得不重建人們的行為。為了能做到這一點，他們需要做出大量假設，假設自從“解剖上的現代人類”可能在十萬年之前出現以來，人類行為仍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是可以預測的。對於人類所開發利用的動物和植物也必須做出完全相同類型的假設：它們的行為、口味、對於氣候與環境的耐性或土壤和濕度都總是保持不變的，因此在對過去進行重建時可以進行可靠的推測。這些都是需要做出的非凡假設(特別是因為我們永遠不能確定這些假設是否正當)，但是它們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要是沒有它們，考古學根本就不能發揮作用。如果我們不能以某種精確性猜出過去的人們在一組給定的環境下是如何反應的，那么，我們也許最好放棄接受這一挑戰，去做人類學家——那就不會這么令人頭痛了。
如何確定年代?人類頭骨+猩猩下頜組成的贗品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東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過去就沒有什么意義。無論對這一學科有著多大的熱情也不能代替一張可靠的年表——如果你不能獲悉時間，只有愛好也無濟於事。那么，考古學家是如何獲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為止，只有兩種確立年表的方法——確定相對年代(這並不意味著與你的表妹出去約會)與確定曆史年代。確定相對年代只涉及將事物——器物、沉積物、事件與文化——排成一個序列，確定孰先孰後。曆史年代則來自已經有了文字記載的時期，諸如中世紀時期或羅馬時期。對史前時期來說，只有可能確定相對年代，所以，雖然人們可以說青銅時代先於鐵器時代，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但是人們說不出具體早了多長時間。
確定相對年代背後的基本推理來自地層學，這是對地層或沉積物如何一層覆蓋著另一層的研究。總體來說，首先鋪好的是下層，所以，下層在時間上早於上層。對於在這些地層中發現的器物也是同樣的道理，除非曾經存在過某種擾動，例如，由穴居動物或者盜墓，垃圾坑或是腐蝕與再次沉積所導致的各種擾動。
通過化學定年法可以確定在某一地層中的骸骨是否屬於相同的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埋入土裏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並且骸骨要逐漸吸收氟與鈾。所以測定這些元素的含量將可以表明一組骸骨是同一時期的還是不同時期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 正是使用這種方法揭露了所謂的皮爾當騙局——皮爾當人被人信以為真地認定為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生物”，於1912年在蘇塞克斯被“發現”，但後來被證明是一出徹頭徹尾的騙局。化學定年法顯示這一頭骨是新近的，而下齶則來自一只現代的猩猩。這些骨骼曾經被染過色，牙齒也經過修補銼平，以使它們看起來顯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關於誰應當對這一惡作劇負責的爭論仍然在無盡無休、令人厭煩地進行著。
另一種確定相對年代的主要考古學方法是“類型學”，即將器物按照材料、形狀和/或裝飾紋樣的特點進行分類。這整個體系依賴於兩個基本思想：第一，來自某一給定的時代與地區的器物都有一種可以識別的風格(物以類聚)，而這種風格的變化是相當漸進的;第二，在實際情況中，不同的風格可以共存，個別的風格可以延續很長的時間， 而變化可以相當突然地發生，但是對短小的引論性書籍來說，好處就在於沒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複雜的情境之中!
無論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家——尤其是那些來自德語國家的考古學家——都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了這樣一份事業，即建立詳盡的陶器、工具和武器形制的序列，並嘗試將來自不同地區的序列組接到一起。同時代的不同器物可以被歸為一個“集合”，而各個集合也可以按順序排列，並進行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比較。
其他的相對年表是基於冰河時代氣候階段的前後相繼關系的(冰川期，或者叫冰川前進階段;間冰期，或者叫溫暖間歇;以及被稱為亞冰期和間亞冰期的小波動)， 但我們現在知道——通過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冰核中所蘊藏的詳細氣候信息——冰河時代的氣候比人們所認識到的要複雜得多，也波動得更為厲害。來自沉積物的花粉也能產生氣候與植被變化的序列，但這些序列是區域性的。依據動物群來確定年代——基於不同種屬的動物骨骼的出現與否——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特別是對於更新世考古學(對冰河時代末期的研究)而言，因為在這一時期，“耐寒”與“喜熱”的物種伴隨著氣候與環境的變化輪番登場。
能確定序列當然非常好，但確定年代——“絕對年代”——則是考古學家夢寐以求的。直到20世紀，可以獲悉的僅有的年代是那些與古人建立的年表和日曆發生考古關聯的年代，這些年代在今天仍然至關重要。這些日曆中有許多——諸如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的日曆，等等——是基於他們的執政官、皇帝、國王或是“王朝”的統治年代的。例如，埃及的王朝可以通過從亞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起進行回溯的方法來確定其年代，而從希臘曆史學家那裏， 我們得知亞曆山大是在公元前332年征服埃及的。進一步的細節與解釋來自埃及對天文事件的記錄，這些事件的年代我們也可以從各個不同的科學信息來源獲知。
中美洲的瑪雅文化有一份非常詳細的日曆，它不是基於統治者或王朝， 而是基於二百六十天與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循環，這一長期的記述始於公元前3113年8月(依據我們自己的日曆體系)。
所有這些都給了考古學家們機會去確定具體器物的年代，這些器物包括提及事件或統治者的手稿，當然還有羅馬和中世紀的錢幣，這些錢幣上面有當時統治者的名字。當然，人們必須總是銘記在心的是，確定器物的年代並不一定要確定從中發現它的地層的年代——一枚錢幣可以流通或是貯藏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但它至少會給你一個該地層年代的上限：地層不會比錢幣的年代更古老(除非錢幣是後來侵入的)，但卻可以比錢幣年輕得多。
離開這些曆史的和日曆的年代， 考古學就一籌莫展了，直到科學向它提供了一整套從不同材料獲得“絕對年代”的方法。一部(相當)精確的年表是科學贈予考古學的最貴重的禮物(因為眾所周知，沒有什么禮物能與時間媲美……)。
戰前，只有兩種區域性非常強的技術——斯堪的納維亞的“紋泥”和美洲西南部的樹木年輪。紋泥(varves)是一個瑞典詞，指的是每年由於冰層融化而鋪下的沉積泥層。它們每年的厚度都不一樣，溫暖的年份會導致融化加劇，因此會有一個較厚的泥層。通過測量一系列泥層的相繼厚度並將其與其他地區的泥層模式相比較，就可以將數千年的長期序列聯系在一起。與此完全相同的是樹木的生長年輪——一系列厚薄相間的年輪是由當地氣候的波動引起的，可以通過將取自不同樹齡的樹木的樣本重疊起來，建立年份的序列。例如，我們現在在德國已經有了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不間斷序列，用它就可以比較古代的木材，從而確定這些木材的樹齡。
自然，這種技術在美洲的西南部或者在歐洲的西北部最有用武之地。在美洲的西南部，幹旱使得許多古代的木頭得以保存;在歐洲的西北部，在沼澤地區中浸透水的木材十分豐富。現在，令人驚奇的精確結果正在出現。例如，在不列顛的薩默塞特，對橫跨一片沼澤的名為“斯威特之路”的一條木板走道的木材進行分析， 結果表明這條走道建造於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冬天。
通過樹木年輪來確定年代的方法在檢驗通過放射性碳得到的年代時也具有巨大的價值。通過放射性碳確定年代的方法引起了考古學的革命，但它在某種意義上也證明了“太好的反而是不真實的”。研究的樣本包括來自考古地點的有機體材料，諸如木炭、木頭、種子和人類的或動物的骨骼等等，因為這種方法測量的是在有機體組織中殘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機體組織在活著的時候吸收碳14，但在死後則逐步地喪失它。在名為加速器質量光譜測定法(AMS)的新近技術之下，只需要非常少量的樣本，碳14的原子被予以直接計數。年代的誤差仍有大約五萬年。
這種方法背後的基本假設——碳14在大氣中的濃度總是不變的——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現在我們知道，這一濃度隨著時間而變化，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地球磁場的變化造成的。如果這一方法經過了樹木年輪(此樹的樹齡是已知的)的檢驗，那么事情從一開始就會順利得多，而這些惱人的問題也將不複存在。在平面圖上同時標明由放射性碳得出的年代與由樹木年輪得出的年代，這樣就產生了“校准曲線”，這些圖表展示了碳14確定的年代隨著時間而變化的誤差范圍，從大約公元前7000年開始。
盡管有所有這些不確定性，而且總是存在樣本受到沾染的危險，通過放射性碳來確定年代的方法仍然成為考古學最有用與最普遍的工具，用來為那些之前沒有任何時標的地區建立年表。它可以被用於任何地方，不論當地氣候如何，只要能夠獲得有機體材料即可。
但是如果在某個遺址沒有有機體材料殘留下來怎么辦?直到最近，這都會摧毀我們獲知年代的任何希望，但是以後不會了，多虧了現代科學的奇跡。對於早期遺址而言，諸如東非的人類化石遺址，鉀/氬定年法可以在火山地區確定岩石的年代。在其他地區， 鈾系列定年法可以被用來檢測富含碳化鈣的岩石，諸如岩洞中的石筍。熱致發光技術(TL)定年法可以被用於陶器， 陶器是近一萬年以來考古遺址中最豐富的非有機體材料，這種方法也可以被用來檢測其他非有機體材料，諸如燃燒過的燧石。光致發光技術(OSL)甚至可以被用來檢測包含文物的特定沉積物——諸如澳大利亞北部石洞中的沉積物，這些人類曾居住過的洞穴的年代被確定為五萬三千到六萬年之前，這是人類在早期到達這一大陸的關鍵性證據。電子自旋共振技術(ESR) 可以被用來測定遠遠超出碳14的時效范圍的人類與動物的牙齒，例如，來自以色列遺址的十萬年之前的牙齒。
還有許多次要的定年法，要在此解釋它們就太複雜、太令人厭煩了。無論如何，考古學家都不需要對它們了解很多——因為大多數考古學家在理解腳踏垃圾箱背後的科學原理時都有困難，他們對於科學技術人員的能力有著一種感人的、近乎偶像崇拜的信任;科學技術人員，即所謂的“硬科學家”，拿走他們提供的材料樣本，然後給出一組適當的年代。人們對實驗室的信任不會受到下述事實的鼓舞：當考古學家想要通過放射性碳來確定一份樣本的年代時，他常常會預先被要求說出他期望什么樣的數據!然而，只要考古學家知道了有關現有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這些方法適用的材料與年代范圍，他們就可以只去關注更重要的問題，諸如尋找被封閉的、未受擾動的環境，以極度的謹慎小心去采集樣本，避免受到沾染，以及籌集常很可觀的資金，這些資金是付給實驗室進行分析所需要的。正如每個年輕人所知，約會可並不便宜。
|關於書|
本文作者：保羅-巴恩，英國著名自然學者，著有《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 ，譯林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