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蕙逸
李顯龍意在重申東南亞需要不同力量相互制衡，而美國不應該忽視在東南亞的布局，而應該維持一定影響力。
【8月2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訪美期間，聲稱南海仲裁案的裁決“強而有力”，希望各方接受仲裁結果。此一表態引起國內熱議。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曾蕙逸解讀，認為李顯龍的發言與其說是親美示好，不如說是對美國的告誡，希望美國繼續重視在東南亞的布局和影響，是新加坡為了自身及東盟各國利益而開展的大國平衡策略。】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於2016年8月初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在訪美期間，呼籲美國國會盡速通過對泛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TPP)的批准。而在南海問題上，他清楚表態希望東盟與中國都能遵守國際法。
後仲裁時代，新加坡總理的發言，又引發臆測。這個馬六甲海峽咽喉位置的小國，在20世紀冷戰時代，曾在地區發展，甚至是台海問題上，發揮過超出其實際國力的巨大影響。值此南海仲裁風波稍歇之際，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這番表態，又預示了什么樣可能的變化?
言下之意：告誡美國
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脫離不了對現實主義和國家利益的思考。對新加坡而言，除了國家自身的利益，還要顧及東盟利益，與東盟的關系，以及與重要域外國家的關系。
就現實環境考慮，新加坡在TPP與南海問題的表態，與其說是親美示好，不如說是對美國的告誡。李顯龍意在重申東南亞需要不同力量相互制衡，而美國不應該忽視在東南亞的布局，而應該維持一定影響力。
李顯龍的表態，是新加坡未來制定東南亞秩序的重要支點。也就是說，這個秩序將“基於現代國際關系與國際法規則(a rule-based order)”。要強化這一秩序，新加坡和東盟都把美國看做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這樣的前提下，新加坡此時對美國作出告誡與提醒，體現了東南亞國家對秩序天平傾斜的擔心。這個方向是東盟國家所擔心的，就是中國在東盟地區逐漸增加的影響力，而美國則對國際事務逐漸失去興趣，後者盡管只是初顯苗頭，但卻正在美國社會及領導階層之間風行起來。
經貿事務上，已經完成談判的TPP在這次美國總統競選中，被打成竊取美國人民利益的罪魁禍首，而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也因為南海仲裁案中美角力的影響，而進一步淡化。
相反，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感與影響力大大增加。而且是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層面席卷而來。
政策上。中國展現出對區域事務進一步建設整合的雄心。比如提出21世紀海洋絲路以及亞投行等跨區域經建計劃。
行動上，中國在亞洲地區勢力與影響力的增強，表現在更為主動積極的亞洲和鄰國外交政策。在熱點事件上，中國善用各個危急時刻，轉變過去的被動立場，主動出擊，扭轉局勢。像是在2012年9月的中日釣魚島紛爭，2012年3-4月的中非在黃岩島的對峙事件，以及中菲南海仲裁案上中國的策略及應對，都算成功。
讓東盟國家感觸最深的，是中國在後仲裁案時期，成功運用外交，暫時解除了仲裁案對中國可能帶來的壓力。仲裁案宣布至今，新加坡與東盟已經意識到一個現實，仲裁案即使是一個被認可的國際仲裁庭所作，有拘束力的判決，然而很有可能真的只是紙上談兵。
力挽地區制衡天平
對東盟國家而言，最為焦慮的還是中國開始和本區域的美國勢利相互碰撞。且伴隨著近年美國經濟實力疲軟，這種碰撞的很可能以中國擠壓了美國的存在而落幕。
這種結果，讓自古奉行大國平衡的新加坡乃至東南亞無所適從。從前現代時期以經貿聯系遊走於古印度與中國帝國，殖民時期的英法二分東南亞，一直到今天的中美共存，這個“平衡/制衡”這一古老准則，昭示著驚人的跨時代適用性與必要性。
他們也深知，區域秩序天平傾斜，將直接影響到包含經貿及軍事安全在內的東盟整體利益。
因此，李顯龍選擇對美國作出告誡和要求是強硬的。但令人慨歎的是，這種告誡背後依然是“無奈”。冷戰時代，亞洲國家苦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抗，被作為冷戰前沿國或是代理人而卷入戰爭。但今天，新加坡雖然擺脫了被動作為大國意識形態鬥爭工具的身份，卻擺脫不了東盟國家在強權中平衡、求生存的處境。
在這樣的心態下，新加坡的表態，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親美，或者反中，更應該說是試圖將原來趨近失衡、並不斷向中國傾斜的天平，導回原來中美勢均力敵的狀態。這並不盡然是引狼入室，然而，東盟地區國家必須學會更好地與狼共舞，與大國共存，並在其中為自己尋求最大利益。
承載東盟和中國的雙重期待
當然，新加坡的表態也不盡然是從大局出發，也有自身的考慮。
新加坡支持TPP，是順應自身優勢貿易條件作出的理性決定。作為TPP的初始倡議國，新加坡想借此打開TPP會員國的國內市場，加強自己的經貿優勢。靠跨太平洋區域經濟秩序整合，以應對中國主導的東亞-東南亞經濟秩序整合。其中包括大中國市場崛起可能帶來的亞洲新金融中心對新加坡的挑戰，在其它交通要沖建立新航道與新港口(例如泰國克拉地峽的運河工程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的建設)，以及中國推動國內經濟秩序轉型可能對新加坡造成的挑戰。
另一方面， 新加坡的經濟命脈是轉口貿易，TPP很大程度為一些可能造成貿易障礙的技術問題精簡了規則，進一步促進了貿易便利。這對新加坡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也是它一直致力推動的目標。因此，新加坡積極提倡TPP，就是順應自身優勢，也是必然選擇。
而新加坡對南海仲裁案的發聲，表明希望國際法能夠被相關國家尊重與遵守，反映了他在這個敏感議題上，作為東盟唯一以華人族群為主的國家的艱難。
首先，新加坡從2015年8月起，接任泰國作為中國-東盟協調國，任期三年。在南海問題的緊張情勢升高的敏感時期，新加坡的協調壓力巨大。
不同於前任泰國，新加坡作為海洋東南亞國家的一員，對南海問題的關注本來就高於作為大陸東南亞國家的泰國。因此必須承擔對南海問題更積極作為的壓力。不幸，同樣是海洋東南亞國家的印尼， 這屆政府對東盟區域事務不感興趣，導致新加坡只能獨挑大梁。如此一來，新加坡身上聚焦了來自東盟與中國的雙重期待。
中國認為，新加坡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與文化背景，應該支持中國。東盟則希望新加坡能憑借語言與文化優勢，在南海問題上發揮更好的協調作用，提高爭端解決的機會。兩方的期待，已經使新加坡從協調的角色轉變為更能產生實質影響力的調停者。這無疑讓新加坡背負了更大的壓力。
新加坡如果要達到雙方的期待，勢必要加速推進南海行為准則的談判，以更實質的成果解除各方壓力。
回頭來看新加坡對美國發出的信號，借由已經大致搭建完成的TPP平台邀請美國再次加強對東南亞區域事務的介入，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在這個脈絡下理解新加坡對南海仲裁案的發言，是希望強調國際法對小國的制度性保障，緩解對中國武力解決南海問題的擔憂。同時設下屏障，制衡中國動用政、經手段在南海問題上施壓東盟的可能。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
更深一層想，新加坡在這個時刻，再次強調美國在東南亞區域事務的重要性，也透露出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的發展方向。
作為接班人，李顯龍成長於冷戰熾熱時期，東南亞地區當時被迫作為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前沿。這個區域飽受動亂的困擾，整體經濟發展受影響，深刻型塑了新加坡以及其領導人對地區秩序穩定的追求。
青年李顯龍在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留學，受到西方精英學術教育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建立了尊崇自由、民主、個人權利保護與法治等價值觀。面對中國，他相對而言沒有其父李光耀那樣對故鄉的孺慕之情。
簡單說，李顯龍是現實主義的遵行者，也是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尊崇者。因此，這就解釋了在後李光耀時代，沒有所謂的“李顯龍路線”，只有國家利益至上的新加坡當代外交。而其中，還穿插了東盟國家追求區域秩序穩定與經濟成長的願望。
新加坡作為東盟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國家，綜合了現代西式的國家治理和傳統中國文化根源，是一個不同於中國、台灣以及港、澳地區的華人國家。新加坡盡管有七成以上的華人族群，但他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國家認同、族群議題和區域環境的現實挑戰。
中國須以這樣的角度理解新加坡，適當降低對它同為華人國家，應該支持中國的期待。這種對被理解與被視為獨立個體的期待，也是新加坡和長期身處在兩強勢力交鋒的東盟國家未曾停止的追求。
(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