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隆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陝西省政協委員、「就是敢言」名譽主席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16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文件，隨後宣讀這一任期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前者涵蓋北都發展、創科、社會民生等方向，屬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的指導文件，當中有22個主要指標，引領香港在未來5年逐步落實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藍圖；後者則更側重民生、經濟的具體落實。如此雙文件並行，標誌着特區治理模式從「年度應對」向「中長期戰略謀劃」的關鍵轉型。

　　五年規劃不只是施政報告的時間延伸，更是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以制度化方式對接國家發展大局的里程碑。這一舉措不僅讓香港可以更準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也讓政策擁有更長遠生命力。

　　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對接」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與國家的政策交集，主要體現在中央在國家五年規劃等文件中設立港澳專章、提出支持方向；香港則處於相對被動的接受位置。而特區的年度施政報告雖也會提及對接國家戰略，但缺乏一份系統性的自身規劃作為 「接入界面」，導致融入的精準度和主動性不足。

　　這種情況在今年迎刃而解了，首份五年規劃文件改變了這一格局。李家超明確表示「這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謀劃需要」。文件以2026—2030年為周期，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在時間上完全同頻，在戰略上實現「主動對接」而非被動呼應，這意味着香港在制定自身發展路徑時，已經將國家所需納入前置考量當中。

　　從內容看，規劃緊密圍繞國家賦予香港的「四中心、一高地」定位展開，聚焦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別是文件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對接的核心載體，推動河套、前海等平台成為政策落地的支點，促進人員、物資、資金、資訊的便捷流動。香港的角色由此從「超級聯繫人」向「超級增值人」深化：不僅連接內外，更主動為國家發展提供功能性支撐。這一轉變的重要意義在於：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不再停留於原則性表述，而是有了可操作的框架和專案清單。

　　讓政策擁有更長遠生命力

　　香港長期以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為治理哲學，年度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構成了施政的主要指引工具，但兩者皆以「年度」為規劃界線。從社會發展層面來看，產業升級、土地房屋、青年發展等問題明顯難以在「年度」之內解決，屬於需要跨越較長周期的深層次問題。事實上，香港長期面臨「決策慢、資金散、溝通難」的結構性施政困境，也讓回歸後的香港錯過了多次發展機遇。

　　內地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五年規劃的核心價值在於以制度化的中長期布局，也是上述問題的解方。譬如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完善發展房屋政策等「老大難」的問題，有7篇28章約6萬字的五年規劃文件涵蓋經濟、民生、空間布局、區域協同等領域，對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等問題均提出具體目標。這些目標需要數年持續投入才能見效，短期施政報告難以承載，五年規劃提供了穩定的政策預期，而施政報告則逐步解決部分問題。

　　從「見招拆招」轉向「謀定後動」

　　未來，五年規劃文件與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同屬特區常備治理工具。三者之間並非互相取代的關係，而是形成「中長期藍圖+年度落實」的互動配合關係。李家超將兩者關係描述為「一脈相承」：規劃文件提供宏觀策略和方向，施政報告聚焦具體措施。這樣既保留年度施政的靈活性，又補上了戰略定力不足的短板。

　　從更宏觀視角看，五年規劃是香港治理思維從「市場自發調節」向「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演進的重要一步。它並非照搬內地模式，而是在「一國兩制」框架內，以自身的中長期確定性來應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當全球地緣政治波動加劇、產業鏈重構加速時，一份清晰的五年藍圖，能夠穩定市場預期、凝聚社會共識，讓投資者、企業和市民對香港的未來方向有更明確的判斷。

　　歸根結底，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核心價值在於回答了「香港往何處去」這一重大問題。對接國家戰略，延長政策生命，讓香港的發展從「見招拆招」轉向「謀定後動」。當然，這份規劃能否真正落地，取決於行政主導的效能、社會各界的配合，但它起碼開啟了一個治理的新方向，讓香港在由治及興的道路上穩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