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調整的深化期，往往是社會信任的脆弱期。此時，尤其需要各級政府能體會和貫徹耐心、科學的治國理政之道，凝聚“正能量”，化解新舊矛盾

　　我國前三季度經濟增長7.4%，引發了一些人對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行的擔憂，國際上唱空中國的陳腔也再度發聲。在此背景下，就需要更加準確地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性質，了解決策層的戰略判斷、戰略定力與系統性政策準備，才能對中國經濟走向形成正確的預期。“心中有數”才不會自亂陣腳，被各種標新立異之論牽著鼻子走。

　　現在非常需要主動地認識到，“新常態”決不是萎縮的“新常態”，而是發展的新常態。

　　首先，中國經濟在舊模式、舊方式下高速增長至體量巨大平臺上轉入了可持續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由于經濟體量的擴大，盡管即期增速有所下降，但從增量規模來說，中國每年一定會為世界經濟維持增長作出重大貢獻。

　　強調關注絕對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忽視增長速度，保持大體量基礎上的中高速增長，無疑是新常態的追求目標，不會任由其迅速下滑。

　　國際經驗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高速增長期之后，有一個明顯的12~15年的中高速增長期，其間的GDP增速均值在5%~7%之間。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則直接進入長約20年的陷阱期(GDP增速0.8%~2.0%)，無法突破人均GNI(國民總收入)值10000美元的關口，即告停滯與下降。

　　從我國情況來看，1978~2011年為高速增長階段，GDP年增速平均為9.96%，這個速度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時的日本和韓國相似。相對較高的高增速，給其后的中高速階段留足了回旋空間。相比之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其高速期的增速也只有4%~7%。有鑒于此，只要我們能長期保持中高速持續增長的“新常態”，就決不會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中國追求的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的新常態。結構是多年積累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難度主要不在于不清楚調整的方向或無法出臺正確的政策，而在于調整過程或政策執行過程可能面臨的巨大壓力和阻力。

　　生產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等結構調整的背后，實質上是社會利益的重構。不僅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面臨擠壓，一些行業、地區相當部分民眾的當前利益也可能會受到發展模式轉換的影響。從舊發展模式、舊產業結構獲短期現實利益，轉向從新發展模式、新產業結構獲長遠持久利益，往往會出現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轉換期，會有各種不適應，往往帶來一個社會信任的脆弱期，甚至是社會穩定的風險期，此時，尤其需要各級政府能體會和貫徹耐心、科學的治國理政之道，凝聚“正能量”，化解新舊矛盾，為結構性改革緩釋陣痛，保駕護航，讓中國的變革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第三，中國追求的是一個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多元支撐的發展新常態。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著眼提質增效，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從微觀看，創新驅動就要對社會需求作出敏感回應，以新技術、新管理來推出新產品、新服務，開拓新領域和新市場。輕裝上陣、靈活性強的小微企業、新興業態服務業等，將成為創新驅動的主力軍之一。

　　從宏觀看，創新驅動就要在制度與政策上打破觀念桎梏，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該管的管好，管出質量和水平，不該管的放手給社會和市場，為微觀主體的創新創造良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