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為曾經的第二大經濟體，在戰后的廢墟中崛起之速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而日本經濟在騰飛之后迅速衰退，隨即進入「失去的20年」也令人唏噓不已。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經濟增長模式還是企業對外投資的勢頭，都與往日的日本及其相似，中國會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回顧日本「失落的20年」，中國能從中得到什麼教訓？專家指出，中國與日本雖然模式相似，但是高度不同。日本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經濟蕭條，是「高等收入陷阱」的表現，中國所面臨的很多問題，與日本都不一樣。盡管如此，日本經濟的衰退，仍然可以為中國提供很多教訓，那就是如何建立內需主導的經濟模式，以及當發展中國家乘著「后發優勢」追趕上發達國家的時候，要如何在沒有「后發優勢」的情況下發揮「領先優勢」。

        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中國對外投資火熱

　　數據顯示，中國境內投資者今年1月至10月對外直接投資已達到818.8億美元，同比增長17.8%。有美國媒體分析稱，今年截至目前，中國對海外的投資與吸引來的外商直接投資很接近，這表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在中國對外投資日益增長之際，有不少人從今日的中國身上看到往日日本的影子。

　　如今，越來越多國家都出現中國投資的身影。據商務部部長助理張向晨日前介紹，中國境外投資短短12年時間增長了近4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已連續兩年居世界第三。

　　一直致力於引進外資的中國，如今開始加速走出去投資。現在，無論在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出現了中國投資。

　　據商務部統計，近年來，特別是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0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27億美元，2013年這一數字已增至1078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6600億美元，列世界第11位；境外中資企業數超過2.5萬家。

　　中國企業積極「走出去」，既有內因，亦有外需。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副院長屠新泉表示，中國經過30年的發展，在資本積累階段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增強，與此同時，中國的各種資源要素都發生了變化，這都決定了中國已經到了資本輸出階段。

　　張向晨表示，商務部工作的一個重點是要通過「走出去」來促進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一些具備優勢的裝備制造業行業，比如電力設備、電信設備、船舶、高鐵，從全球的範圍來看，在很多的國家都有廣闊的市場。

　　即使在美國，中國的投資者亦隨處可見。中國保險公司安邦以19.5億美元從稀頓收購華爾道夫酒店。中國公司在三藩市、洛杉磯和紐約以及底特律，都留下了足跡，總投資額達到18億美元。有國外媒體因此調侃，底特律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最新城市」。

　　如此高調的對外投資熱，與30年前日本經濟崛起時的景象何其相似。然而，日本盛極而衰，直到現在未能有擺脫泥潭，中國會重溫日本的悲劇嗎？

　　論者擔憂重蹈日本覆轍

　　據統計，從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高達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日本流入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呈現爆炸式增長，大量日本資本迅速涌入美國的各個領域和角落，無論是工業、房地產還是文化等產業，到處可以看到日本人活躍的身影。就連美國具有象徵意義的洛克菲勒中心，也被日本人買下一部分。

　　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很多方面和日本走過的路很相似。比如出口導向的經濟、匯率的糾結、房價泡沫、人口老齡化等，中國投資者滿世界灑金的景象也與日本經濟盛極之時如出一轍。就在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之時，很快遭遇了致命打擊，從此陷入「失去的20年」，到現在仍未擺脫陰影。鑒於中日經濟發展方式如此相近，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學者在探討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覆轍的問題。近期，中國經濟也進入發展瓶頸，不少學者對於中國可能走日本老路的擔心越來越重。

　　財經評論人吳立認為，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且具體分析可發現，中國目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很像《廣場協議》之后的日本。中國通過國有銀行系統的快速信貸擴張而非政府支出來推動經濟增長，掀起了一股投資浪潮，也許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銀行業也會與當年的日本一樣在新一輪金融危機面前不堪一擊。另外，由於中國不是通過財政赤字而是通過銀行直接向指定項目放貸來維持高水平的增長，銀行發放的債務規模以及壞賬率將會大量增加，今年年初銀行的「錢荒」也反映出這點。

　　同時，中國目前正面對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面對的同樣問題——經濟增長不平衡、政府刺激、生產能力過剩以及房地產價格高漲、以及金融系統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問題。

　　但日本和中國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斌認為，中國與日本有著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中國還有很大城市化空間。盡管中國人口紅利到2015年左右消失，但是中國的城市化空間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且當時的日本人均分配均勻，城市與農村差別并不明顯，傳統產業向國外轉移，致使國內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現象，再加上對外政策的失誤，導致日本經濟長期不振；而中國恰好相反，城市農村有很大差距，中西部發展慢於東部。近幾年，中西部呈現追趕效應，產業結構呈現東部向中西部的結構性轉移過程。在對外政策上也及時進行了調整。

　　中國應注重知識產權

　　不管中國經濟是否會像日本那樣陷入徘徊不前的泥潭，中國都應該看清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室副主任金柏松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中日「崛起」的水平并不在一個層次上，所以面臨的危機也不大一樣。日本經濟崛起的層次比如今的中國還要高。可以說，日本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而中國還沒有度過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點與日本不可比，不過在經濟崛起過程中，中日有相似之處。

　　金柏松認為，中日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過，中國是通過吸引外資，讓外國企業來幫中國發展出口產業，自己再逐漸培育出口產業；日本卻是不引進外資，只引進技術，進行模仿和改進。所以在自主研發、自主品牌和民族產業方面，日本都比中國走得更深入。在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中，他們經歷了過剩產能淘汰和產業升級轉型，邁過這兩個坎，日本靠的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當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只是日本政客的競選口號，真正使得國民收入增長的，是日本政府千方百計提高勞動生產力。

　　所以，中國現在也面臨著產業升級和產能過剩，要克服這個困難也必須提高勞動生產力，也就是必須像日本那樣有自主研發能力、引進先進技術，在國際上有一批一流的品牌。但是中國的社會風氣并不尊重知識產權，好的創意賣不到好的價錢，久而久之，研發人員越來越少，企業發展后勁不足，社會無法提高生產力，人民收入也就難以提高。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難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面臨的是「高等收入陷阱」，兩者的等級不一樣。

　　學會擺脫依賴「后發優勢」

　　金柏松表示，說中日水平不同，并不是說探討日本的蕭條對中國就沒有意義。其實日本經濟的「失落」對中國來說，也有很多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他說：「有一些專家講到，日本經濟崩潰是由於房地產泡沫破裂，由此提醒中國警惕房地產價格虛高。這其中有一定道理，但是房地產周期調了20年還沒緩過來，說明日本經濟崩潰并不僅僅是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原因，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問題還是出在研發上。金柏松認為，日本人搞研發，是「小打小鬧」。比如洗衣機，是美國人發明的，日本人把洗衣機制造得更好，性能更優，更受消費者歡迎。所以，在日本經濟騰飛的年代，是美國人發明了產品，日本人將這個產品變得更完善，更暢銷，這是一種「后發優勢」。日本的瓶頸在於，當他落后於發達國家的時候，他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很快取得與發達國家一樣的成績，但是當日本成為發達國家以后，失去了后發優勢的日本，需要像別的發達國家一樣去發揮領先優勢，但是在這一點上日本有所欠缺。步入21世紀以后，大的發明創造，日本人難以企及，而小的發明創新，日本需要和美國、韓國、中國競爭，生存空間被極大的擠壓。所以，日本給中國提供的第一個教訓是，在后發優勢慢慢用盡的時候，如何將后發優勢轉變為領先優勢，引領潮流。

　　消費是經濟增長之重

　　金柏松指出，日本給中國提供的第二個教訓是在政策方面。他說，戰后的日本，直到現在，都是刺激出口、鼓勵儲蓄、增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但是由於日本在國際的空間縮小，日本經濟政策又是從供應的角度來制定的，所以導致其潛在增長率不斷下降。在這方面美國就比較高明，美國人創造的經濟模式是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目前日本人還沒學會，中國人也還沒學會。

　　中國和日本的經濟政策是以供應學派為理論基礎，美國的經濟政策則是以需求學派為理論依據。美國人之所以敢於消費，是因為其敢於負債；美國人之所以敢負債，是因為美國人除了工薪收入之外，還有資產收入（股票、房地產等），只要資產大於負債，他們就敢於消費。日本的股票參與率只有10%，是十分低的水平，并且日本的房產多數是老年人持有，可以說日本很大一部分資產是在老年人手上。由於老年人的消費動力不足，所以日本人的資產活力很低，老年人一生中積攢的資產不能轉化為有效的經濟增長，使得日本經濟增長受到很大局限。

　　金柏松認為，美國就不存在這個局限，在一些促進消費的政策下，大部分美國人一生中積攢的財產，在去世時都消費得差不多了。所以，美國的經濟學是一輩子的經濟學，日本則只是半輩子的經濟學。據他測算，從需求角度看，如果日本老年人能夠把存款儲蓄拿出來消費，人均消費增長只需5%，GDP就能增長3%，這是非常大的潛力，但是日本政府還沒學會怎麼鼓勵消費。

　　中國的模式與日本也非常相似。有人說，現在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變低了，所以增長放慢是常態。金柏松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認為，從需求角度看，中國人的儲蓄也很高，房地產也很多，老年人手里有點錢，年輕人生活壓力大。如果能讓老年人把手里的錢拿出來，經濟高增長還能持續。老年人不敢消費，除了東方人傳統的儲蓄心理，大部分原因還是由於他們下一代的生存壓力大，現在中國也在促進消費，具體效果還難說，主要看未來政策怎麼定。

　　必須突破研發與內需

　　日本經濟「失落20年」，在國際關系上也有關系，金柏松認為這也是日本為中國提供的第三個教訓。美國在日本經濟熱火朝天的時候，日本與美國產生了不少貿易摩擦，在美國操縱和日本政府的誤判之下，日圓瘋狂升值，日本出口產業受到巨大打擊；在1997年，日本經濟即將復蘇的時候，美國的「剪羊毛戲法」再度上演，日圓再次升值，導致日本復蘇夭折。

　　所以，要避免日圓升值，就只能用內需指導型經濟，但是日本政府沒有做到。他們所謂的內需主導就是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現在的20多年間，不停地搞政府大投資，造成了日本「儲蓄大搬移」，原本日本政府是發達國家中財政收入最雄厚、盈餘最多的政府，現在是財政赤字最高、國債負債率最高的政府。這是日本對外政策上最大的失敗。金柏松指出，在對外方面，中國已經接受了日本的教訓，及時地控制了人民幣升值的勢頭，但在對內方面，中國也還沒有建立起內需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懵懵懂懂地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所以中國經濟仍然存在相當巨大的壓力。在未來，中國需要在圍繞研發的方方面面都取得突破，還要在建立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果這兩個突破沒有的話，中國經濟將面臨一個與日本不同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