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自科
根據NBER(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權威發布，美國經濟早在2009年7月就已走出衰退，步入復蘇增長軌道，迄今已有67個月。在長達五年半的時間里，面對平均2.15%(2010~2013年)的真實年度增長，學者和媒體時至今日卻依然在探討一個看似早該找到答案的問題——美國此輪經濟增長動力何在？
這樣的關注點明顯異于以往歷次美國經濟復蘇中的新興產業焦點話題，凸顯出普遍無法深入和聚焦到中觀結構，而只能停留在宏觀迷霧中的解析困惑。
美國此次經濟復蘇不同以往
美國此次經濟復蘇的確不同以往。
首先，這是一次基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歷的最長衰退或者危機(從2007年12月開始，歷經18個月)的復蘇，危機的原因眾所周知，是房地產泡沫下的金融衍生設計缺陷和“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淡薄的風險控制意識，產業投資收縮是受流動性枯竭的拖累所至；
其次，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都傾注了罕見的救市力量，盡管如此，還是在2011年和2014年一季度先后出現了季度負增長，引發了廣泛的“二次探底”的擔憂；
第三，從2009年7月到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的2011年9月，美國官方失業率始終在9%以上，最高時曾達10%(2009年10月)，2011年10月到2012年8月失業率都在8%以上，2012年9月到2013年11月為7%以上，12月降至6.7%，直到2014年9月份，終于向下突破6%的公認自然失業率，實現了以往復蘇中常見的經濟與就業的協調增長。換句話說，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尤其是2013年前，美國經濟都處在就業嚴重滯后于增長的格局中；
最后，衰退的始作俑者金融行業，卻先于實體經濟復蘇，美國三大股指從2009年2月就開始一路高歌猛進，目前已普遍升至大底的3倍左右，速度之快刷新歷史紀錄，但其間領漲的板塊熱點卻異常散亂，頻繁轉換，橫跨非核心消費品、公用事業、醫療保健、信息技術、能源、原材料、金融等幾乎所有行業。
經濟熱點的撲朔迷離、就業市場的長期低迷，以及幾輪QE后人們對未來通脹的擔心，都增加了概括和提煉此輪增長邏輯的難度。
上述“不同”是與歷史上的美國經濟復蘇表征進行對比的結果，為節省篇幅，我們并沒有劃定比較范圍，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復蘇的通常表征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標準內容；但在進一步的分析中，為了解疑釋惑有所發現，我們不妨將眼光拉遠到涵蓋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歷史上少有的“黃金”增長的時間跨度里，做兩個有關美國季度GDP增長的縱向對比分析。
首先是從總需求角度，計算BEA(美國商務部下設的經濟分析局)提供的支出法GDP各組成部分的增長貢獻率(圖1)，結果發現私人投資貢獻率先后在2010年和2012年兩度超過了消費的貢獻率，這是一個近30年來從未有過的比例，上次出現這樣的情況還是在1984年，更不要說戰后一共只有4個年份是類似狀況。
私人投資的平均貢獻率在這個復蘇期(2009~2013年)達到0.62(季度年率)，在上世紀80、90年代及21世紀危機發生前的8年間的平均值分別是0.54、1.06和-0.15，消費的平均貢獻率則從平均2.1和2.3跌至21世紀危機前的1.5和復蘇期間的1.29。
再從供給的角度出發，計算BEA提供數據中主要產品類型的增長貢獻，結果是商品生產超越了以往占重頭戲的服務生產，在此次復蘇期間平均貢獻了0.9的年度增長動力，服務生產的貢獻率從上世紀80、90年代的平均1.71和1.64跌至2001~2008年的1.34和復蘇期間的0.55(圖2)。由于商品生產包括了消費品和投資品生產，又因為私人投資可以近似認為等于投資品生產和新增的固定資產投資，所以再稍作變換，我們就可以得到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在私人投資中的占比目前穩定在50%左右，遠遠高于上世紀80、90年代的40%的平均水平，也遠遠低于從90年代末迅速上升而在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前達到的70%的水平。
兩組數據大略從供需耦合和匹配的角度描繪出與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的變化——美國經濟中的(私人)投資重要性在提高，提供的增長動力從8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了三分之一，達到可以比肩90年代新經濟時的程度，而且投資中有一半是新增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時，消費的重要性在降低，所以以往供給消費的服務品生產的份額因此在下降。至此，如果非要給這個依靠投資和產品生產的模式貼個標簽的話，可以說美國實際上是正在向中國的典型增長模式靠攏。
這樣的發現雖有待進一步的嚴密模型推演，而且忽略了投資的主體性質，但至少我們可以在這個粗定的框架下，解釋之前提到的所有“不同以往”。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產業經濟在美國財政部一再出臺的各種稅收和補貼優惠政策下開始發力，這種情況在上世紀90年代新經濟發力時曾出現過，但不同的是那時信息產業崛起，經濟熱點非常明確，新增固定資產投資涉及到更新換代的性質，所以踴躍而廣泛，而現在大家以為是熱點的無論新能源還是新材料行業，都難現其當日輝煌，幾天前還爆出了首家頁巖氣公司在美破產的消息。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往往是因為政府的加速折舊優惠而催發出來，因此復蘇緩慢而乏力，幾次險些重新陷入衰退當中(有的季度雖然增長沒有出現負數，但非常低)，另外，奧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方案也給中小企業增加了負擔，就業受此影響當然就表現不佳，但同時美元因其特殊地位，完全依據國內經濟形勢出臺的四輪QE貨幣政策卻在最沒有門檻的出口中充分得到了釋放，華爾街因此早就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對中國的啟發
對中國來說，針對這一發展模式，有很多疑問值得進一步觀察，這里試舉一二。
首先，私人消費重要性的下降是不是可持續的？如今從美國就業市場上看，持續性應該是有保障的，但若仔細分析，則會發現就業機會的增加主要來自于制造業向美國的回流，回流的制造業有多少是原來的“madeinchina”的升級版本？對美國消費低迷而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中國經濟來說，是不是雪上加霜？
另外，目前美國基尼系數是0.477，遠高于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而調查表明，最富有人群在金融危機后的主要獲利方式就是股市投資，反觀中產及以下人群，就業不穩定，醫療保險、能源和住房等的成本卻并沒有顯著減少，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因此發出了“緊急援助中產階級”的呼聲，這樣的貧富差距拉大對于美國來說意味著什么？對于努力培養“中產階層”的中國來說是不是也能挖掘出一些借鑒？
最后，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及大量流動性累加之后的通脹表現，與目前美元強勢通道逐漸形成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帶來的油價波動等因素，是決定未來世界經濟走勢的重要不確定因素，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和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機會大一些，還是挑戰更多一些？
這些問題都有待于得到進一步解答。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