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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馆奴」樊建川:替国家保存记忆

2014-06-30
来源:香港商报

   为了和平,他收藏战争。为了未来,他收藏教训。半生心血,亿万资产,何以裸献国家?樊建川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走仕途时在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后一朝改行经商,登上胡润百富榜,而这之后他迷上了收藏,散尽亿万家财只为了开一座博物馆。经过十年的经营,他建成了占地500亩的私人博物馆「聚落」,收藏文物达800多万件,囊括的国家一级文物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家级博物馆,有人觉得他是傻子,有人认为他是英雄,而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花名,「大馆奴」。整理:香港商报记者 张幸 来源:南方卫视《佳访》

 
  融入商业「众筹成馆」
 
  樊建川说他有个一直以来的夙愿,就是再建一座侵华日军罪行馆,为了收集展品,几年间他数十次前往日本,亲自购买了5万多件极其珍贵的文物。这些藏品中让樊建川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侵华日军中一位老兵荻岛静夫写的7本日记以及1本影集,他从自己的视角记录了淞沪会战等重大战役,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日记几乎没有中断。据樊建川所言,荻岛静夫所写的这7本日记是整个中日抗战历史最详细最有价值的一套侵华记录,樊建川还收集到了几千封侵华日军在战争时期寄回日本的书信,从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些日本兵也有普通人的人性,但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下他们却成为了战争机器。目前侵华日军馆建筑主体已经完工,但由於资金问题布展工作还未能进行。樊建川曾经在微博上坦言,十年里由於建设博物馆、抢购文物,导致资金枯竭,希望能赶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以预售纪念门票,「众筹成馆」的方式来建成侵华日军罪行馆。樊建川用了11年的时间去建博物馆,一直在付出资金,缺钱时就出售自己的产业,包括办公楼、加油站、停车场以及商场,所以在侵华日军罪行馆的建立上,他想到了采用了众筹的方式。樊建川介绍,现在买一张他专门设计的侵华日军罪行馆纪念门票,能起到几个作用:一是参与一个「为了和平收藏战争」的后抗战活动,二是凭此票能在2015年9月3日以后的任意时间来参观至少25个纪念馆,三是具有收藏价值。目前一百块一张的纪念门票已经筹得几十万的资金,樊建川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到三四百万,因为侵华日军罪行馆累计在土地、所购文物上已经花费了六七千万,后续的陈列还要花费一千多万。
 
  勿忘美军援华抗日
 
  除了不该遗忘战俘,樊建川说也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友军。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空军飞虎队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在被称为死亡之旅的驼峰航线上,曾有五百多架美军战斗机和运输机失事,四千多名美国军人在中国殉职。樊建川说,正是因为美国空军的帮助,我们后方才没有遭到轰炸,应该感谢他们。於是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援华美军博物馆--飞虎奇兵馆,并设法收集到了全部的248名飞虎队成员的照片,烧铸成瓷板像,永远砌在馆墙之上。「中国的抗战是非常惨烈的,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价,一场淞泸大战中国军人就有30万的死伤,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援华美军到来后,中国有很多军队也有了美式的装备,也拥有了大炮、坦克,在装备上超过了日本军队。」樊建川说,实际上在二战中消灭日本法西斯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美国在中国战场上有550多架的战机坠毁,战机上的飞行员也多数牺牲了。在飞虎奇兵馆中陈列着一幅樊建川与一位叫罗伯特狺格鲁伯美国老兵的合影,当年的罗伯特刚和女友相恋不久,却因为战争而分离,1994年身在战场的他,用飞机残骸做成了相框,将女友的照片珍藏其中,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美国,却再也找不到心上人的下落,罗伯特伤心欲绝,终身未婚。而现在这一照片与当年罗伯特的头像照以及他的军装和飞行服一起陈列在飞虎奇兵馆,罗伯特本人也曾来过,当听闻飞虎奇兵馆中陈列的全是援华美军的纪念物品时,垂垂老矣的老兵嚎啕大哭起来,虽然由於泪腺已经萎缩流出不出眼泪,但悲痛之情丝毫未减。后来他回到美国后还给樊建川写信,又寄了一些资料和书籍给纪念馆,老人在去世前拼尽最后一股力量,来再看看年轻时曾服役过的地方。
 
  以收藏见证历史
 
  熟悉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的人都说,他是个收藏历史和回忆的人,建川博物馆「聚落」门前,用60吨的钢铁所铸成的牌坊上有四句馆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他收藏抗战文物、「文革」文物,还收藏地震文物,他的藏品中有许多和「国耻与国难」相关。对此,樊建川解释说:「一个人有自己的记忆才能不断成长,有记忆你就会总结教训,就不会挨打了。」在他看来,抗战是一块「铁」,「文革」是一块「铁」,地震也是一块「铁」,它们不仅带来了记忆、教训,也带来很多启示,教会人们如何从历史走向未来。着名作家巴金在晚年时曾奔走呼吁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希望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吸取教训,而他的四川老乡樊建川是将他的呼吁付诸行动的「中国第一人」。樊建川说,他之所以对收藏「文革」文物如此痴迷,是因为他也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目睹了身为干部的父亲被戴高帽、跪瓦片、游街示众。如今建川纪念馆集群中已经开放了包括知青纪念馆在内的6座文革纪念馆,但樊建川觉得远远不够,他认为文革题材要建12座纪念馆,现在只完成了主题相对简单的6座,文革中特别残忍的武斗、抄家、批斗、自杀、迫害那一部分还没有建成。樊建川为文革建馆遭到很多人的怀疑,但他坦言自己不是怀念这个时代,文革是10亿人共同参与的社会事件,里面有迫害,也有他们那一代人走过的生活痕迹,他想通过纪念馆真实地反映出那份集体回忆。
 
  不屈馆中的「仙人板板」
 
  在建川博物馆已开放的24座场馆中,不屈战俘博物馆尤为特别,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为战俘设立的博物馆,形象真实地展示了因弹尽粮绝而被俘的抗日将士的英勇不屈和悲惨遭遇。四川人将供奉的祖先叫做「仙人板板」,樊建川认为建川博物馆挂满战俘照片的墙也供奉着我们的「仙人板板」,而这些照片百分之九十九却都是日本人拍的。「当时我们中国方面的战地记者很有限,也无法接近这些战俘,所以这些照片都是当时觉得自己国家胜利了而自信满满的日本方的战地记者所拍摄的。」他说。这些由侵略者为了炫耀胜利而拍摄下的照片,就是这些战俘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当年的中国农民一辈子也没办法拍一张照片,而这些由侵略者拍的照片他们也没机会看到了,因此樊建川在建立战俘纪念馆的时候,就特别的想把这些照片展示出来,期盼着奇迹能够发生,这些当年本人没法看到的照片,能被他们的亲属和后辈看到,去瞻仰自己的仙人板板。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女士就会经常来博物馆,追忆当年作为抗战军队政委而被俘虏的奶奶。而在这百万战俘里让樊建川最敬佩的,是一名女性,叫成本华,在不屈战俘馆的结尾处就放着一个成本华被俘虏后双手抱胸的雕像。
 
  「成本华不是共军,也不是国军,她是中国民兵团的组织者们中的一位,她出身於一个有钱世家,可她散尽家财,把自己的地、房子全部给卖了,来换取市场上能购买到的逃兵的枪等物资来支撑民兵团,这体现了我们国人朴素地本能地想要保卫家园的精神。」樊建川说。雕像上成本华面带微笑的表情,就是她求仁得仁舍生取义的想法的体现。
 
  战俘也是无名英雄
 
  在谈到为什麽会萌发给战俘专门立馆时,樊建川说,当年他在日本收集侵华日军的影集时,看到不少侵华日军拍的中国军人被俘虏的照片,令他感到很吃惊。从一张照片上能看到上千名中国战俘的身影,仿佛让樊建川看到了十几二十万中国军人被俘的影子,那些战俘照片上被俘军人的脸,也让樊建川感到震撼。樊建川意识到,这是一个被国人遗忘的角落,战俘们不仅被侵略者遗忘了,也被自己的民族遗忘了,这就是樊建川要为他们专门建馆的原因。
 
  「行军作战只有两种可能,要麽胜利要麽失败,作为当时还是弱国的中国,我们的士兵都是农民出身,我们的军队的装备、训练都不及日本军队,当时我们被迫与一只帝国主义的虎狼之师进行交战,可我们从来都是一个不屈的名族,我们的军人打败仗了后绝不投降直至弹尽粮绝被俘虏。」樊建川说,因为技不如人、装备不如人使得很多中国军人当了战俘,他们为国家上战场,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光了后被迫做了战俘,他们受着最大的凌辱和心理压力,战俘的身份给自己也给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屈辱感。中国人的传统英雄主义情节中战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状态,是逃兵,是一种个人恐惧的表现,可樊建川认为,战俘实际上是英雄,东方人的一句「我当过战俘」会让自己变得一文不值,但在西方国家当过战俘是一个特别值得夸耀的资本。樊建川感慨,战俘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没受到本民族的记忆与尊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痛心的一件事情。
 
  死后把博物馆裸捐国家
 
  樊建川1957年出生於四川宜宾,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他的人生有三次重大选择,在旁人眼里都是不可理喻的。一是毕业后不留校当大学教师而是到宜宾市政策研究所当干事,二是三十出头官至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却在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房地产,三是很快登上了富豪榜后却把半生积攒的财产全部投入了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樊建川表示,他自己不喜欢玩乐,对於美食旅游等物质享受看得很淡,有萝卜白菜吃就能过日子,有博物馆的纪念服饰穿就很满足,「财富不是指你能怎样地占有财富,在我的知青年代,拼命干活一整天只能赚一毛钱,有两次甚至饿晕了,所以我觉得我能挣钱不是因为自己有本事,而是改革开放有本事,是时代给予我机会,博物馆有资金建起来,是因为祖国强大了。」樊建川说。当博物馆建立后樊建川开始忧虑,自己去世后博物馆怎麽办,樊建川说,他的女儿对博物馆事业不感兴趣,并不想继承他的博物馆。樊建川自己也不认为这属於家族财产,「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蒐集来的,但它们更属於这个国家。」於是在2007年底,樊建川口述遗赠,表示身故后将把博物馆和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之所以有这一份超脱,樊建川是这样想的: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和成功,比如升官发财、子孙绕膝我都体会过,而建博物馆是在做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人,秉承良心和责任去做应该做的事,绝大多数人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的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作牺牲,就像谭嗣同、张志新一样,我愿意去做那个敲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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