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派」創始人石魯是20世紀中國最獨特的藝術家，有「中國凡高」之稱。他以「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姿態在國畫領域大膽探索、創造，卓然獨立，作品有強烈的風格和鮮明的個性。他一生中，曾兩度精神分裂，被肝病摧殘，文革中更遭受滅頂之災被判死刑……理性與激情，天才與癲狂鑄就了他的大家魂魄。深圳關山月美術館「四方沙龍」20世紀中國美術名家十講請到石魯的女兒石丹，講述他不凡的藝術創作與坎坷跌宕的人生歷程。香港商報記者 林濤

　　石魯原名馮亞珩，字永康。1919年出生在四川省仁壽縣一個大家族。清末時馮家高祖從江西景德鎮到四川經商販賣藥材，發財后在仁壽定居。傳到曾祖父，馮家建有土地千頃、户眾多佃農的龐大莊園。6歲到15歲，石魯在家族自建私塾中飽讀詩書，家中的藏書樓珍藏的上萬卷古籍善本及大量碑帖、拓本、字畫、文物，給石魯提供接觸中國傳統文化的機會。15歲時，石魯跟隨二哥到成都的東方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成為國畫系年齡最小的學生。在東方美專，石魯接受到系統的專業繪畫訓練，他崇尚石濤、八大山人的藝術風格，臨摹大量水墨畫，也接觸到新鮮的西洋繪畫技巧和新思想、新思維。

　　抗戰爆發后，20歲的他幾經輾轉達到延安，從崇拜的石濤、魯迅兩人名中各取一字給自己改名「石魯」，從此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

　　初入延安，石魯曾寫到「我以后的路子，就是要做一個革命的美術家」。石丹認為，這種堅定的信念，對父親一生的創作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受客觀條件限制，延安時期的創作以版畫為主，仍顯示出高超的構圖能力與刀法，對黑白關系的把握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石魯與陝北黃土高原結下不解之緣，他的革命歷史題材大多以此為發生背景，許多創作靈感來自這片荒涼貧瘠而又充滿生機的土地，如果沒有十年延安的艱苦歲月，就沒有石魯真摯的信念和堅定的藝術觀、沒有他作品中飽滿的激情和豪放的氣魄。

　　1.以現實主義表現大時代

　　石魯藝術風格多變，石丹概括父親新中國成立后的藝術創作為三個階段：50年代的現實主義敘事階段；60年代詩情畫意的長安畫派階段；70年代的大寫意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石魯定居西安，擔任西北美協副主席，他重拾起年少時對國畫的癡情，正式開始國畫創作。從生活入手是石魯創作的一貫宗旨，1950年－1954年，石魯去青海、甘肅、陝西寫生，西北廣袤的戈壁灘，寶成鐵路、蘭新鐵路轟轟烈烈的建設場面感染了石魯，他創作出系列寫實的、敘事性的、情節性的表現大時代作品，廣受好評，在中國畫壇嶄露頭角。

　　1955年－1956年，石魯先后訪問印度、埃及，這使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把「民族性」、「民族藝術」作為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繪畫風格有了非常大的改變。他描繪《八月的尼羅河》、《母與子》、《守衛者》、《埃及人》、《椰林帆影》等异域風情，運用筆墨的能力和力度在加強，國畫寫生技巧愈加成熟，具備了相當的藝術表現力。為后期的藝術變革做好了思想理論和筆墨技法的準備。

　　創作《轉戰陝北》中國美術史經典巨作

　　從50年代末開始，隨著石魯對藝術理解的深化，他開始背離敘事的形態，作品從發覺生活直觀之美轉向了抒發情意之美。

　　經典之作《轉戰陝北》的創作是他藝術生涯的一個轉捩點。1959年，為慶祝建國4周年，石魯接受任務，為新建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創作一幅以毛主席轉戰陝北為題材的國畫《轉戰陝北》（2米多畛3米，現存國家博物館)。石魯以宏大磅礡的氣勢表現了他記憶中的毛澤東從容轉戰黃土高原的情景，完全打破了中國傳統繪畫中的人物畫和山水畫的區別，「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畫面色彩輝煌壯麗，刀劈斧砍一般的團塊結構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石魯在這幅畫中，描繪的毛澤東側背影，所展示的雄強與博大要遠甚於同時期眾多畫家筆下的毛澤東正面形象，堪為神品。

　　同一時期，石魯為人民大會堂陝西廳創作了《延河飲馬》，以沒骨水墨表現的山水畫，具有更為含蓄細膩的抒情性，在這一系列革命歷史主題的巨作中，石魯走向以豪華為基調，兼以抒情、婉約的浪漫主義美學境界。

　　陝北高原和延安對石魯有著永遠的吸引力，他陸續畫了一系列山水畫：《東方欲曉》、《延河飲馬》、《南泥灣途中》、《秋收》、《延河之畔》等。表現的方法卻沒有固定的模式，依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意境、不同的感受、采用不同的用筆用色，靈活多邊，讓黃土高原的共性寓於個性之中。

　　這時的石魯，進入創作的黃金期，大批風格成熟的佳作問世，作品題材廣泛，有歷史題材有大山小景，都新意迭出、韻味無窮，體現他以筆畫言志抒情的志向。

　　2.長安畫派崛起 「我為生活傳精神」

　　1960年，西安美協中國畫研究室，石魯牽頭，成員有趙望雲、何海霞、方濟眾、康師堯、李梓盛六人，此六人就是長安畫派的主力。次年，六人的習作展在北京舉辦，后又相繼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展。他們把西北高原的壯美用新筆墨展現在人們面前，是一種雄壯、深沉、野逸的美，與京派、海派、金陵畫派、嶺南畫派有顯著的差异，給當時的中國畫壇相當的震撼，「長安畫派」崛起。參展的兩百多件作品中，石魯作品有50多件，他的銳氣備受矚目，引起爭議最大。

　　隨后，中國美術界以「石魯現象」為焦點，展開一場長達兩年、關於中國畫筆墨繼承與創新問題學術大討論。有人批評李可染作品「江山如此多黑」，又對石魯作品有「野怪亂黑」之感作評價：「野怪亂黑」雖然被少數人欣賞，但未必是優良的傳統，也絕不是創新之正途。

　　長達兩年的大辯論，石魯從未作過公開辯解，但是他寫了一首詩：「人罵我野我更野，搜盡平凡創奇跡。人責我怪我何怪，不屑為奴偏自裁。人謂我亂不為亂，無法之法法更嚴。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驚心動魂魄。野怪亂黑何足論，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滿含倔強不屈之情。今天看來，「野、怪、亂、黑」表述了石魯的水墨藝術傾向，反倒成為石魯繪畫標誌性的特徵。

　　走投無路 精神崩潰

　　1964年，命運開始向石魯露出冷峻的面目。《轉戰陝北》完成之初備受好評，不料風雲突變，某位解放軍將領「看出」認為有將偉大領袖置於「走投無路、懸崖勒馬」之意，於是，畫從革命歷史博物館牆上摘下，剛出版的《石魯作品全集》首頁就是《轉戰陝北》，隨即被查封、禁止發行。

　　尽管厄運悄悄逼近，石魯仍對自己的探索充滿自信，日以繼夜地練習技法，醉心於實踐。為參加建國15周年全國美展，他畫了一生中最大的一張人物畫《東渡》，他用赭石、硃砂和礦物顏料混在一起皴擦，以金石味畫山石法，把毛澤東、黃河船工、戰士塑造得刀刻石雕般。尤其是船工赤裸的身軀，以硃砂色墨并用連皴帶擦繪出，陽光下金剛般的軀體展現得得淋灕盡致，前所未見。

　　石丹說，這是父親個性中「不屑為奴、偏要驚世駭俗」痛快淋灕的表達。但是，石魯的這種藝術探索被視為不恭，是「醜化」領袖、「醜化人民」「把船夫畫得血淋淋像剝了皮，船身像燒焦了」，不准送京參展。《東渡》亦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連續幾年的政治壓力與人身迫害，石魯在政治信仰與藝術良知的激烈冲突中終於精神錯亂，1965年上半年住進醫院。1966年「文革」爆發，他被「文革小組」從精神病院揪出批斗，失去人身自由，成為一個被判死刑的「現行反革命」。1970年，他精神再度崩潰二次入院。

　　3.鳳凰涅槃信筆而來新文人畫

　　石魯有「中國凡高」之譽，緣於他有一批奇特的超現實主義作品，離奇、荒誕，繪於1970年初至10月，石魯精神病發作最嚴重的十個月里。

　　那個年代，一個國家瘋狂了，一個瘋子可能比正常人更清醒地面對一個發瘋的社會。病中的石魯思維急速跳躍，把不同時空、不同語言符號混合在一起，呈現在色彩、線條和怪异的文字里。石丹回憶：父親精神高度亢奮，不吃不喝不睡，整天沉浸在超現實之中，燃燒得過分了，人很快憔悴、崩潰，10月份的時候不得不第二次進精神病院。大量的鎮靜劑和胰島素，消除了他的幻想症，也終止了這段魔幻創作期。目前市面上流傳不少這類「石魯魔幻作品」，實際上石魯只畫過12張，舊畫新改8張，新畫4張，「所有的畫都保存在家屬手中，市場凡是這一類畫都是不對的。」

　　1971年，他出院，醫生判定他將喪失工作能力，但石魯怎甘心做一個白癡？他說「我苦惱，不服，不信，回來把藥都摔了，夜里也不睡覺，只想著試試筆，恢復一下手和腦」。他一邊養病一邊畫些小畫練手。大多是華山、黃河、動物、花卉，詩書畫印結合，基本上屬於傳統文人畫的形態，和他的60年代的作品有很大變化。他畫得很自由，既不是別人指派，也不是為展覽發表。他回憶說，當時畫的時候也談不上什麼構思，是畫一種感慨和感觸，信筆而來，放縱為之，「我要畫自己的畫，我想怎麼畫就怎麼畫，也不為別人而畫，一切都可以從頭再來。」

　　他的筆墨看上去似乎比60年代備受指責的「野怪亂黑」更野、更狂放，積極浪漫的明朗轉向孤憤蒼勁的沉雄，現實的抒情性轉向形而上的自然大道的唱誦，勁健、險峻、跳躍、如金石崩裂般的筆法形成了特殊的「石魯標誌」。「文革」帶給石魯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幾度瀕臨絕境的他卻鳳凰涅槃般迎來藝術創作的第三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