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的增長，但卻沒有營造支持長期增長的競爭性商業環境。現實是，腐敗給企業帶來了一項沉重、往往是隨機出現的營業稅，讓官員更加不願放松束縛企業的繁文縟節，而這才是真正可以刺激增長的行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已經將許多政府裏的“大老虎”拉下馬。這場運動普遍被視為中國構建更可持續、更加包容、更以市場為根本的經濟所需要的深刻結構改革的關鍵要素。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政府官員對刺激經濟增長起著重大作用的國家，根除腐敗有可能不利於繁榮的擔心也出現了。

　　一些人將最近豪華飯店和餐廳(在中國，它們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支出支撐起來的)慘淡經營的狀況，視為反腐運動不利於經濟增長活動的證據。但衰退很可能是暫時的，新客戶在一段時間的調整後將陸續出現。

　　更應該擔憂的，是根除腐敗的努力，是否會削弱對政府官員刺激增長的激勵。畢竟，高增長水平能轉化為大量“租金”，並通過腐敗行為在官員、他們的朋友和親信之間進行分配。

　　邏輯上，根除這一行為意味著官員將無法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巨大好處，因此也就沒有刺激增長的強大動機。

　　但這個論據卻不夠嚴密。腐敗最常見的形式之一是“販賣”政府職位，這一行為和增長沒有什么關系，特別是對高級軍官而言，比如那些在反腐運動中因收受賄賂升遷部下而落馬的解放軍將領。

　　另一個主要的擔憂是，如果企業不再能夠“走後門”——即賄賂官員以規避過度監管——業績將受到影響。而事實上，雖然經曆了30年的改革，中國經濟仍飽受繁文縟節束縛，這極大地影響了生產力。

　　但這一邏輯也存在漏洞。最重要的是，這類賄賂要達到大幅或可持續地刺激經濟增長的程度，必須是各種企業的普遍行為——不限於最富有、關系最硬的企業。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大部分被控的中國官員都只向一名商人收受賄賂，讓他的企業取得壟斷地位。

　　因此，賄賂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的增長，但卻沒有營造支持長期增長的競爭性商業環境。現實是，腐敗給企業帶來了一項沉重、往往是隨機出現的營業稅，讓官員更加不願放松束縛企業的繁文縟節，而這才是真正可以刺激增長的行為。

　　結論很清楚：腐敗之弊遠大於利——這也不限於中國。自二戰以來，許多國家都試圖從低收入國家晉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成功的只有13個國家——而它們的官員腐敗情況均相對較低。

　　因此，人們也許會問，中國是如何在腐敗猖獗的情況下，實現過去20年的快速增長。答案也許在於其“甄選制”(selectocracy)。

　　與民主國家公民根據自己所選擇的標准選舉政府官員不同，在中國的“甄選制”中，中共遴選升遷官員的基礎是他們是否有能力推進黨的主要目標，特別是經濟增長。

　　當然，政治關系和忠誠也在升遷決定中起著作用，特別是在政府高層。但是，根據美國政治學家皮耶·蘭德裏(Pierre Landry)與其同事的觀察，經濟增長才是關鍵，尤其是在縣市層次，也就是政府大部分經濟增長活動的所在地，如基礎設施投資。

　　升遷為官員提供了刺激增長的強大誘因。原鐵道部長劉志軍大力推動中國高鐵建設便是例子。他對專業成就的渴望——特別是對升遷的渴望——驅動他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劉志軍大量濫用權力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包括在2011年被捕時收受超過1億美元賄賂。他的死緩判罰應該可以阻嚇其他官員步他後塵。

　　如果腐敗官員尚可以為增長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想象一下遵紀守法的官員可以發揮的作用。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讓他們變得積極主動的激勵。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甄選制”——承諾升遷在刺激增長上最有效率的官員——也許是解釋中國輝煌經濟增長的關鍵。 (作者：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