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2月19日在米兰家中去世，享年84岁。

埃科博学多才，身兼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等多种身份，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

    近期，声援非盈利的文献资源下载网站Library Genesis和Sci-Hub的一封公开信，在互联网世界广为流传。信中说：“我们有技术和手段，能够使所有人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取知识。但是，垄断寡头对学术出版的封锁、令人咂舌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分配学术声望中的核心角色压倒了公共利益。”它呼吁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反对出版巨头的垄断与封锁，让我想起《玫瑰之名》。

这本被称作“高素质畅销书”的中世纪题材小说，以修道院谋杀和广博的知识涉猎赢得了普通读者和学院派的双重喜爱，而书中的诡异谋杀最终竟与对知识的占有和禁锢有关。《玫瑰之名》的作者翁贝托·埃科刚刚辞世，而他曾数度在作品中呈现和讽刺的主题，依旧以各种面目在资本或信仰的世界轮番上演。

埃科无疑是当代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之一，其涉猎涵盖二十世纪诸多重要的人文领域：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美学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到艰涩的符号学理论构建（《不存在的结构》、《符号学原理》、《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从诠释批评（《读者的角色》、《诠释的界限》、《诠释与过度诠释》、《悠游小说林》）到极具后现代意味的美学史研究（《美的历史》、《丑的历史》），他还跨出书斋，以符号学手法关注先锋艺术、大众文化与当代政治（《开放的作品》、《启示录与综合派》），甚至尝试某种混搭拼贴式研究，在中世纪与后现代之间搭上桥梁（《混沌诗学：乔伊斯的中世纪》）。

在汉语世界，埃科主要以小说家的身份广为人知。自《玫瑰之名》享誉世界以来，埃科又创作了《昨日之岛》、《福柯摆》、《波多里诺》、《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创刊号》，部部畅销。对此，当代评论界将埃科视为与普里莫·莱维和伊塔诺·卡尔维诺齐名的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意大利作家。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埃科也极为活跃，先后发表了《带着鲑鱼去旅行》、《康德与鸭嘴兽》、《五则道德箴言》等颇有谐趣的小品文集，以及《信仰或非信仰：哲学大师与枢机主教的对谈》、《别想摆脱书》等关涉公共话题的对谈录。

在“精专深”的当代学界，埃科的左右开弓当属异类。在一般符号学理论域，他是后结构主义者；在小说叙事的研究中，他是严肃的游戏人；在诠释批评的思考与实践中，他是有界限意识的去中心论者；而作为小说家，埃科则是渊博的学者型作家——“我总是在同一时间里展开不同的东西，并试图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能够保持持续联系的网络……如果没有很多事可以干，我会很失落。”

根据埃科名作《玫瑰之名》改编的同名电影之剧照。

埃科的学术之路始终贯穿一个清晰的立场：既反对人文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传统，从而表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姿态，又始终与取消意义确定性的解构主义潮流保持距离，维护着谨慎的学术姿态。这使得埃科很难被标签化。他对学术界的评价套路如此熟悉，以至于可以警觉地在任何场面中保持距离，尽管他的小说常常被当代文学史纳入“后现代”一栏。

对此，埃科使用了“高素质畅销书”这一说法来描述自己的小说创作，“包括提供虽然运用博学的影射以及高级艺术风格手法，却仍然能够吸引广大群众的故事，换句话说，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即是利用非传统的方式混合两种不同构成成分……它吸引了所谓‘畅销书特质’的理论家想要对此提出解释但又倍觉困惑，因为这种作品教人读来津津有味，即便它包含了一些艺术价值，而且牵涉到昔日一度是高级文学专属的特权”。

在埃科看来，创作者不能低估“通俗”读者群体持续扩大的事实，后者已经厌倦“容易”且读来立刻就能获得慰藉满足的文本。往常被认为是“外行”的读者，其实已经透过各种渠道吸收了当代文学的诸多技巧，以致于当他们面对“高素质畅销书”时，反而不会像某些社会学家那样不知所措。

埃科对叙事艺术倾向于一种智性的游戏趣味，这表现在对叙事技巧的追求以及对混搭戏仿的强调。在谈到自己的写作历程时，埃科曾言及自中学时代便已偏好滑稽文的文体，尝试对诸多文学经典的拼贴模仿。时隔三十年后，埃科出版了杂文集《误读》，“写下这一页页的文字，蓄意插科打浑、装疯卖傻”，“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

在《我如何写作》中，埃科详述了自己的叙事经验。《玫瑰之名》源于僧侣在图书馆里被谋杀的景象，《福柯摆》源于三十年以前在巴黎看到的一只钟摆，以及他曾在一场葬礼中吹奏小喇叭的经历。有了最初的种子以后，下一步便是故事线索的安排与情节的设计。

在埃科的写作经验中，有两个步骤非常重要，一是实地考察，如画草图、画肖像，亲自去某一个火车站考察；二是大量的文献功夫。为了保证《玫瑰之名》文体风格的真实，埃科动用了之前储备的所有与中世纪研究有关的材料，选用了中世纪编年史作者的风格来写作；而《波多里诺》的写作则让埃科翻阅了大量与约翰王有关的历史材料——这些都使得埃科的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学术特征。“后来当我又开始写故事的时候，其性质也只会是对一件研究工作的描述”。

埃科小说创作的学院化风格，还表现为将互文手法与理论指涉发挥到极致，《玫瑰之名》影射博尔赫斯，《昨日之岛》戏仿《鲁宾逊漂流记》，而《波多里诺》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对后现代叙述技巧的玩弄和叙事迷官的建造，都成为埃科反复把玩的文本游戏。

在评论家看来，埃科的小说“代表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试验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只有极少数的学院派思想家能够望其项背”。而对于埃科来说，小说创作既是出于个人爱好与需要的文字游戏，更是解释其有关符号学理论与诠释学理论的通俗读本，我们甚至可以将埃科的小说看作是其理论创作的形象演绎。

埃科个人藏书超过三万册。图为埃科在他的书房。

埃科曾在采访中坦承，他无法控制那些普通读者如何阅读他的作品，而自己真正关心的是所谓“现代读者”：“比如一些大学教授或我的学生，他们或许会花上一个月的时间仔细研读我的作品，探究其中的细节或缘由”。一直以来，批评家的辛勤工作难以得到作家或读者的承认，如何既保留批评家个人原汁原味的主观感受，又能诉诸于共识，这是个难题。埃科在此并不忌讳其学者批评的身份，他希望可以通过“文本意图”概念的引入，使诠释批评具有开放的形态，同时又具备某种理论的稳定性。埃科的理论认定小说寓意的丰富性是基于符号学意义上的多义，而在埃科的创作与诠释批评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哺互惠的关系，其创作注重技巧与知识，其诠释便以这一种创作类型为参照。

这体现了当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某种尴尬与努力。一个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涯，在现代大学学术体制中，首先意味着在学术阶梯上的不断攀升。同时，现代学院科系之间壁垒森严，进一步削弱了知识整体的关联性，从而使知识分子日益沦为职业技工。在人文领域，普通读者从事的通常是指涉性的阅读，而理论家们的“专业”诠释往往致力于搜寻隐匿于文本中的潜台词和语言学空白，意识形态批评则更乐于挖开作家“片面的、具欺骗性的见解”。这已经不再限于批评方法之争，理论成为了创作，它不再是关于其理论对象的研究，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

埃科曾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学里教书的作家”。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埃科的态度比较暖昧。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无异，“媒体总是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在消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色彩以后，埃科强调了专家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对于埃科来说，面对众说纷纭的公共世界，保持理智的审慎态度是首要的，拒绝某种草率的价值判断是必要的思维作风，这种怀疑论的立场贯穿于埃科的理论写作与小说创作。

在此意义上，也许我们能将埃科极为多面的学术研究与创作生涯联系起来。在传统人文理念不断遭到质疑的当下，埃科以智性风格和游戏趣味行走于所谓的高雅与通俗之间，这并非是一种策略，而是对任何一种立场的背离。他既是经典的捍卫者，又主动回避了价值追问，削弱符号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向度。在埃科的书写中，符号的宇宙即谎言的宇宙，解释符号的人，只需是可能存在的抽象的解释者，而并非是现实存在的某某，而文本诠释也不过是一种愉悦的智力游戏。

“除了那些审美上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爱读小说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活在一个无可置疑绝对真实的世界上的舒适感受，而现实世界则似乎险恶得多。小说世界的这种真理优势给了我们尺度，来质疑那些牵强附会的文本解释。”尽管埃科对现实世界的确定性深表怀疑，却给予叙事艺术以充分的信任。

翻开一本小说的扉页，就意味着你正在和文本达成默契，你即将看到的故事，经历的诸般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幻梦，你要有些游戏的趣味，不能太当真——对于埃科而言，这才是自由，仅仅在符号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