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好！首先，請允許我感謝北京师范大學的校長董奇先生，我也想感謝莫言先生邀請我來，特別感謝莫言先生剛才對我的介紹，我也想感謝許鈞先生，因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們也為這次來訪做了一些准備。

紅樓和水滸帮助我探索中國思想

在讓我談對我影響特別深刻的中國作家之前，我想談談與中國的首次邂逅。那是在1967年我服兵役的時候，我在軍隊里接受過一些短期的培訓，因此我獲得了資格可以參加戴高樂將軍發起的合作項目，所以在1966年起我就在准備這個服務項目的相關申請材料。

當時，法國在美國之前向新中國敞開了外交之門，並且招募老师在中國來教法語，雖然那個時候我對中國了解得非常少，但是中國一下子就成為了我選定的目的地，現在我還依稀地記得出發參加該項目之前那幾個月的情形，那一年尼斯的夏天特別地熱，傍晚天空上一片橙色，我覺得這一定是中國的天空的顏色，我把它當做一種好的兆頭。

可惜事與願違，法國的外交事務管理部門繼承了所有行政部門的傳統拒絕了我的請求，我沒有去成中國，去被派往泰國，我自然是十分失望的。不過在曼谷，我卻有幸結交了一位中國籍的學生，他带我了解了不少中國文化還有中國的文字，還带我去看了京劇，我在曼谷看了幾出比較經典的劇目，還有一部不那麼經典的《白毛女》，我還在法國文學刊物上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部戲。中國的文化在那個時候就吸引着我，當然是因為它不同于我自身的文化，它很新奇。但同時，也因為中國文化的象征性的特質，與西方的現實主義文化大異其趣。

我還特別喜歡中國的音樂，愛它靈動的節奏，雖然對一個不太習慣的聽眾而言，有的時候它的音色不那麼和諧。我利用在泰國一年的時間，學了一些中國漢字的基礎，總之，這成為了我認識中國文化的一條途徑，雖然很不完美但卻讓我着迷，讓我渴望了解更多。

後來幾年我被派往了世界的另一端，就是墨西哥，我繼續尋覓接觸中國文化的機會。首先是通過閱讀和研究中國的一些哲學經典，像《孔子》、《孟子》和《道德經》。不少法國我在尼斯有一個朋友信奉道教學說，所以我有時候和他一起學習道家的有關文章，並就內容仔細地進行探討。當時，中國正經歷文革，不少法國和美國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紛紛為這場運動所傾倒。但是我自己並沒有追隨這個熱潮，因為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因為我覺得孔子和道家之說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

後來感謝一位法國的漢學家的付出，讓我讀到中國名著的法譯本，一本是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一本是傳奇小說《水滸傳》。這兩部小說吸引我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們之間的迥然不同，一部是描寫理性的人在偏遠的縣州面對政治動蕩與命運的思考，另一部是把我領入到世家大族的生活中，體會他們的恩怨、角力和樂趣，而且這部視角從女性的角度出發，不同于《水滸傳》對草莽英雄的描寫。

剛才那兩部小說的兩種視角在我看來卻有共通處，他們能讓我進入文化的內核，讓我心往神馳地在中國文化中歷險，讀到這些作品，我覺得那場讓我失望至極未能成行的旅行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無論如何閱讀都比坐飛機、坐火車更能助我探索中國思想。當然，那本書說的不是當代中國，這個空白在幾年後我第一次讀到老舍的作品，那是保爾·巴蒂的譯作，法國版題為《北京人》。

文革中的老舍體現着那代作家的共同特征

老舍的故事有很多，對我都有一種啟迪，故事寫的是京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頗有莫泊桑短篇小說中的現實主義的神韻。我迷上的傷懷之感卻是老舍特有的，我對小說《初雪》印象特別深刻，它寫的是一個女人受婆婆虐待最終自殺的故事，老舍最有名的小說《駱駝祥子》，法文翻譯成《人力車》，讀過以後我確信，老舍不愧為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之後不久，我應邀為保爾·巴蒂翻譯的《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寫序，風趣、幽默與深刻的心理刻畫貫穿老舍這部小說的每個段落。

年輕的時候老舍曾居住在英國，對狄更斯也進行過研究，誠然，這兩位作家都傾向描寫民眾的悲慘生活，也貫于刻划同樣的社會典型，揭露富人的自私與權力和腐敗，但老舍卻在他的小說中加入了一種天生的諷刺感，全由他對胡同生活的細致觀察而來。他筆下的小崔還有那個臉蛋發紅、身材圓胖、外號“大赤包”的丑婦，就像斯克魯奇（編者注：英國作家狄更斯筆下著名的吝嗇鬼形象）給讀者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

而老舍不同于歐洲作家的地方在于他與記憶的關系，作為出身滿族的作家，心頭終有一股揮之不去的憂傷與對他個人記憶的記憶，以及他們一家在運動中的記憶緊緊相連。他與世界文學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家一樣，像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懷抱憂愁，面對我們寫作之時已不復存在的世界的憂愁。老舍的那種憂傷我敢說我也是非常了解的，因為我已經屬于正在消失的族群，作為法國裔的毛里求斯人，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有過驕傲、稱雄一方，卻被現代性的浪潮全部吞沒，我對老舍的興趣很快促成了我去見他的夫人。

作家老舍1966年去世，官方死因是自殺，但也有可能是被紅衛兵虐待致死。他們同時還毀掉了老舍的大部分藏書。老舍死後，老舍的夫人艱難地活了下來。我從老舍的故居，一直走到發現他屍體的湖邊，這讓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觸動。我想起作家老舍，1966年答美國記者問時所說的有關文革的最後一段話，不盡憂傷，卻又無比睿智：“我不能寫這場斗爭，因為我不能像一個學生那樣感受和思考。我們這些人，都是過去的人了，我們無法為我們現在是誰而請求寬恕，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向他們解釋是什麼造就了我們。而且我們還會去鼓勵年輕人，找到他們自己通向未來的道路”。我覺得，這段臨終之言，夾雜着絕望、希望，是那一代作家的共同特征。

莫言的老屋讓他的小說更真實有力

我和中國文學的相遇還在繼續，年復一年不斷加深，特別是我有機會在南京大學開課，這還得感謝我忠實的譯者和好朋友許鈞先生。住在江蘇的日子里我深受啟發，因為我有幸住在了盛產優秀作家的土地，比如說《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還有《大地》的作者賽珍珠--賽珍珠是我住在南京相隔80年居住的“近鄰”。

可是最打動我的，莫過于去年和莫言先生一起去他小時以及青年時期居住的地區高密。我看到了給莫言靈感寫下了《紅高粱》的高粱地，還參觀了高密縣為作家莫言設立的文學館，在這趟旅行中最動人的時刻，還是去看莫言出生的老屋。簡陋的房子還是30年前莫言夫婦離開的樣子，那時莫言在此寫下了他早期的作品，小屋的地是土，窄窄的磚牆裸着沒有牆漆，它給人極度貧困的感覺，但同時讓人感到希望，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可以看到莫言夫婦二人如何通過堅強的意志，創造全新的生活，激發出文學的才情。莫言小說中的每一個字因此在我看來變得更加地真實、更加地有力，因為無論《紅高粱家族》還是《檀香刑》，都在這片景象中生根，都紮根于這座泥紮的老屋。

在這份中國文學心藏的最後，我必須提及一位新生代的小說家，畢飛宇先生。我們在南京有數面之緣，我很欣賞他的作品，從《三姐妹》到《平原》，他展現了變化中的中國社會，並通過對古代年代的諷刺，塑造出一個個活靈活現、自然逼真的人物，這與關于中國現實的種種偏見是完全不一樣的。我還特別喜歡聽他講童年的經歷，說他對寫作的發現。他說自己小的時候非常癡迷文字，甚至把一個個漢字畫在農村的田間地頭，這讓我想起自己在戰後法國也感受過的那種寫作的沖動和渴望，那個時候我只有一本用過的舊的定量購貨證和木匠用的鉛筆頭，最早我正是用這些寫下了我最初的文字。

墨子比孔子孟子更接近自然和人民

在演講結束之前，我還得說說我在南京大學開課時發現了的一些作品，其中最讓我驚喜的莫過于讀到思想家墨子作品的英譯片斷。接觸過道家與儒家的一些思想後，我一度曾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中國古代思想的大致的脈絡，可是我發現墨子的思想非常深刻，並在人類智慧的場合中佔有比較重要的位置。墨子比孔子、孟子更接近自然，接近人民，他諷刺朝政的文章《非樂》在現在看來依然有着驚人的現實意義。

但墨子不僅僅是道德家，他還是發明家，他造出的暗箱正是2500年後照相術與相機發明的基礎。他注意到水中寺廟的倒影穿過小孔後二次成像，由此首先歸納出了光的折射原理，這項發現最終通過阿拉伯和希臘世界，最終抵達歐洲意大利，催生出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名作，特別是達芬奇和卡納萊托的作品。在當今世界用這一原理獲取的圖像隨處可見，這歸功于墨子于公元前600年的首次發現。

中國詩歌是憑想象展開的詩興冒險

今年我將和南京大學的學生一起完成一本中國詩選的閱讀，它將带領我們從漢朝最早的詩歌創作之一--相傳為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我們將從這首詩歌出發，走過唐詩，閱讀杜甫、李白和王維，最終觸及當代的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