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标题所示的这个重要问题，即使用五万字也不一定说得清楚，我要在五千字之内的篇幅中讨论它，就像一次无意义的冒险，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2015年的文学界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她的纪实性作品“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苦难和勇气”。二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美国第73届科幻文学“雨果奖”。斯维特兰娜长于写实记录，旨在披露历史真相，她似乎对“虚构”或“想象”这些文学的重要特征不感兴趣。刘慈欣长于纯粹的幻想，天马行空，并不打算“接地气”，而且跟“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两项大奖青睐于纪实文学和科幻文学，再加上近几年来的类型文学、“非虚构”文学、网络文学来势之凶猛，都给所谓“纯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当然，这里所说的“纯文学”究竟指什么？“纯”和“不纯”的标准在哪里？这些问题也是人各一说，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也不是不可以讨论。
史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诗人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古希腊文论家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一个粗略标准。按这个标准衡量，斯维特兰娜的作品就属于“历史叙事”，因为它讲述了前苏联时期某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战争、核泄漏、大清洗等)，它们都属于人类历史中值得记住的重要个案，如果再考虑其叙事语言的修辞性因素，那就称之为“纪实文学”吧。相反，刘慈欣的作品则属于“诗”或“文学”，因为它虚构了太空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些事情作为虚构的“宇宙社会学”体系中的因子。可是，科幻文学往往被归入“类型文学”的范畴。问题在于，按照文学界惯常观念，“纪实文学”也罢，“类型文学”也罢，大致都可以归入“通俗文学”。换句话说，2015年有两个文学奖颁给了“通俗文学”。那么“纯文学”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其合法性是不是有疑问？
就“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直面历史”“模仿世界”这些功能而言，“纯文学”的确不如“纪实文学”更加直接有效；就“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奇思异想”“创造世界”这个角度而言，它似乎又不如“科幻文学”那么自由。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文学形式，它在“模仿世界”和“创造世界”之间来一个折衷，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历史使命感，又有奇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就叫“纯文学”？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形象，它既不是天上飞的鸟，也不是地面爬的兽，它就像兼具鸟兽特征的蝙蝠；它既不是生活在地面的用肺呼吸的动物，也不是生活在水下的用鳃呼吸的动物，它就像两栖动物中的蝾螈。相比而言，纪实文学就像一只离不开地面的兽，科幻文学则像一只无法着陆的鸟。
所以，“纯文学”可能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折衷的产物。它既不是纯想象的，也不是纯写实的。它双脚无奈地站立在地面，一只眼睛看着过去的“黄金时代”，一只眼睛盯着未来的“乌托邦”，就像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一样。纯文学在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虚幻与真实的边界上来回穿梭。它在历史与未来、现实与超越、匍匐与飞翔、善的与恶的、人性与兽性等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带着强烈撕裂感，悲喜交加、苦乐兼具。它需要“现实感”，但又不能局限于纯模仿性的纪实，比如历史叙事对个别特殊事件的客观记载。它更需要“想象力”，但又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而是必须遵从与人类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相关的“可然律”和“必然律”，文学因而更具有“普遍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创作活动要高于历史叙事，因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文学所记述的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普遍的事物”。这是就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的表达而言。
关于文学的另一特征“想象力”，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文学生涯》中，英国大诗人柯勒律治对“想象”进行了分类，认为想象可分为“第一位”的(即“幻想”)和“第二位”的(即“想象”)两种，并认为“机械幻想”低于“有机想象”。“幻想”，是通过感官对外部世界现成的、“死”的物象的接受，并将物象组成一个统一的系列，但并没有改变物象的性质。所以，幻想只不过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秩序拘束的一种回忆”，因而容易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想象”，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心理功能，它不是面对固定、有限物象的感官反应，而是创造性地把僵死的物象激活为一个有机整体。柯勒律治认为，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诗(文学)。
作为表现“复杂人性”和“复杂社会”有机体的文学，我们还可以引用著名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观点来进一步印证。伯林在讨论俄罗斯文学家赫尔岑的时候指出，人不是由一堆器官的碎片随便堆砌在一起的，“他们是自具独特与复杂法则的灵魂与精神。”人类社会也一样，它不只是由单独个体堆砌在一起的，它同样是“拥有与个体灵魂的精神组织相类似的内在结构。”这些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言想象的“普遍性”中，应该包含“可然律”和“必然律”之观点，与柯勒律治所言想象是“有机整体”的观点，构成呼应，都是纯文学所追求的目标。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对世俗惯常的文学观念和历史学家的偏见，发起了攻击，他开始大段地议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认为，历史问题或许可以用“代数学”来解决，艺术问题必须用“微积分”来解决。人的个人倾向，属于“历史的微分”，而艺术处理的法则，就是“积分的方法”。所以，我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历史或新闻叙事的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元一次方程”，文学叙事或者诗歌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则是“一元N次方程”。
上面的这番话，对于要求结论简洁明了的“一次方程”思维而言，无疑显得过于缠绕和复杂，尽管这种缠绕和复杂，正是属于文学自身的特点。因此，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将“纯文学的优势在哪里”的问题，换成“真正的文学艺术的重要标准”问题。列夫·托尔斯泰多次(比如1890年、1894年、1895年、1901年)提到真正艺术(文学)的三个重要标准，但在阐释这三个标准时，托尔斯泰的表述比较复杂，我们可以采用以赛亚·伯林在《艺术的责任》一文中的简洁准确的归纳：1、内容的重要性(人类或社会责任)，2、情感的真诚性(道德或情感态度)，3、表达的艺术性(个人艺术才华)。托尔斯泰在针对不同的评论对象和问题域时，上述三个标准的重要性和排列顺序略有差别，但是，他越到晚年越接近伯林的排列顺序，也就是将“形式美”或“艺术性”摆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将问题的重要性和态度的真诚性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个排列顺序，需要做一些说明。首先，才华对于托尔斯泰而言，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他比较轻视。其次，没有前面两点作支撑，所谓的艺术才华就近于高级谎言，这是托尔斯泰最痛恨的。但也不能说艺术性不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托尔斯泰一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愤怒不已，说他的作品中问题那么重要，写得那么真诚，就是缺乏节制，不知所云，没有艺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性，带有托尔斯泰反感的现代派特征)。因此，上面所说的三个标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有机体。
现在，我们要用托尔斯泰评价“纯文学”的三个重要标准，来讨论本文开篇提到的两个文学个案，即“纪实文学”和“科幻文学”。先看斯维特兰娜的创作。第一，她记录了核泄漏事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及其后遗症，还有战争和“大清洗”给人带来的恐惧和心灵创伤，问题十分重要，需要记录而不应该遗忘。第二，她一生都在执着地记录这些事件，立场坚定，情感真挚。第三，艺术性存在疑问，她不是文学的方式，而是历史或新闻叙述的方式，她应该去领“普利策奖”，而不是“诺贝尔奖”。这让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的区别，前者是三条标准兼具，后者是缺少第三条，它很重要，也很诚挚，但不艺术。关于这一问题的评价，涉及到“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对文学史上古老争论，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纠结万分，来回摇摆，难以抉择。只有大脑像开关(OFF/ON)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迅速选择了前者。在社会历史中，“人生派”总是一时获胜，掌握权力后，他们总是要让“艺术派”丧失“人生”。
接下来是刘慈欣的写作。第一，他想象力丰富，有艺术才华，他的艺术想象，从地球开始遥望太阳系，最后直奔银河之外；第二，从他的人物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悲悯和同情之心，情感态度也是真诚的；第三，问题重要吗？地球快要毁灭了！看上去很重要似的，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所说文艺的“重要性”，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化学、物理学、太空学意义上的。在这个基础上，“重要性”有一定的时空限制，这是文学想象的边界。从空间上看，个体—群体—人类，空间涵盖面越大越重要，但一光年之外的问题不重要。从时间上看，它应该有一定的可度量性，人类对历史和命运的思考，一般都是以千年为单位，史前文明属于神话学、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范畴。三叶虫和始祖鸟的命运重要吗？以亿万年为思考对象，是古生物学或地质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情节”时要给出限定，他认为，美的对象在空间体积上和时间长度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情节的连贯性和事物的整一性。文学的独特位置在于，它既要遵从“时空”的限制，又有突破这种限制的冲动，文学的想象力就从这里起飞。但它决不是“嗖”的一声就飞到银河系之外、钻到地层之中去那么简单轻松。类型文学通过任性的幻想，总是能够超越人类文明的“时空”局限性，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因而也有一定意义，但它的“重要性”需要斟酌。
上述三项标准都符合的，就是“纯文学”的标准或者优势。文学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纯文学的标本。再强调一遍，这些标准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基础上，时空(体积和长度)上都有一定限制的：问题的重要性、情感的真诚性、表达的艺术性。让我们就最符合“纯文学”标准的第一流作家来列举一下，外国文学的代表有：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至于二十世纪文学，本来想列举出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但他们的艺术性或重要性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卡夫卡和后期的乔伊斯。中国文学的代表有：屈原、陶渊明、曹雪芹，等等。李白和杜甫，前者空间面积太大，后者匍匐在地上太紧，两人加在一起就符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只能是鲁迅了。第一，鲁迅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很高，比如《呐喊》《彷徨》中的部分篇章，《野草》和《朝花夕拾》。第二，情感的真挚性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强项，尽管有时用力过猛。第三，问题的重要性，重要吗？历史阴影中的人性扭曲，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社会变革冲动，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效果，这些都很重要。但其重要性更多是属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而非人类学的。他一直试图“肩住黑暗的闸门”，跑也跑不动，走也走不远，飞翔就更不用说了。他只能一边扛着、一边跺脚，大声诅咒那沉重而黑暗的历史闸门，最后自己都快要与闸门合为一体了。
最后，请让我用半严肃半玩笑的声音来结尾吧。什么是“纯文学”呢？“纯文学”就是“纯洁的人的文学”的简称。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类变得更纯洁，让地球变得更干净。至于太空垃圾和一万光年之外的攻击性武器，还是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