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時代”的形成有賴于當下信息傳播技術的高度發達。信息傳播的技術、載體、渠道的競爭必然會導致一個問題，即信息傳播的霸權與信息傳播的多元共生。這是一個信息/文化主體在競爭中如何保存、凸顯自身的身份、意義的過程，所以談論全媒時代依然繞不開文化政治問題。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全媒時代的形成是全球化進程的很重要的表征之一。因此，“全媒時代文學價值的發現與闡析”便可具體為區域性文學在全球化進程何為這樣一個問題，或者說，是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如何凸顯自身這樣一個問題。對于批評家來說，就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辨識、闡釋中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重提“中國故事”的意義正在于此。

“中國”是個區域概念，“故事”則涉及敘事等相關問題。所以，“中國故事”簡單說來，就是區域性文化對周遭世界的反應進入虛構的過程、結果以及發生影響的軌跡。從根本上講，“中國故事”及其相關表述涉及的是，在全球化語境中、在全媒時代中中國文學的文化政治問題。如果沒有更好的概念和觀念來描述 這個問題，那麼，如何闡釋、如何不斷拓展這個概念在批評實踐和文學史描述中的可能性，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首先，這個概念在近些年被不斷提起，是有其現實依據的。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打工文學”等文學現象和話題總是與“中國故事”的批評話語相關聯。因為這些文學現象從內部根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在外部又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聯系。

其次，這個概念的起源也有着深刻的歷史淵源。“中國故事”並非只是中國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場之後才有的文化問題。“何謂中國”、“中國去往何處” 等深層焦慮一直伴隨着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或者說，“中國故事”與中國“走向世界”的國家歷史進程始終緊緊捆綁在一起，前者是後者的民族性焦慮在文學上投 射的結果。一個龐大而復雜的“中國故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必然表現為不同的主題和形式。嚴格來說，產生于新世紀文學界的“中國故事”話語，是當代文學面對當下國家歷史進程的不同階段，所采取的一種提問方式，更旨在提出不同的特定的時代問題。

再者，“何謂中國”(“中國故事”中的“中國”)是“中國故事”的意義核心，即如何描述、判斷、想象中國決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和價值形態。“中國故事”在歷史維度中向“虛構”和“敘述”敞開了多種面相。這便意味着“中國故事”不僅是讓多種事件和價值觀形成復雜張力關系的批評概念，而且可能成為動態地描述歷史形態的歷史或者文學史觀念。

下面，我試圖通過簡要地重述1978年以來的當代文學史來說明這個問題。何以1978年會成為重述當代文學史與“中國故事”關系的起點，主要是基于“中國性”問題在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重要性及其歷史變化。

被卷入世界民族主義、民族自決浪潮中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更關心如何實現條約體系所要求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資格，因此籠統地來看，在當時，相對于現代國家、現代文明之普遍性，中國自身的獨特性(包括民族性)、內部的具體性便成為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問題。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歷史進程在整體上表現為“革命中國”或“紅色中國”。此國家形象和歷史進程不能脫離二戰以後世界冷戰格局來理解。意識形態對抗幾乎成為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個國家用來標識自身合法性的惟一方式。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在“革命”和“中國”共同構成的國家形象中，“革命”成為主色調，而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逐漸淹沒 于一片紅色的汪洋中。

所以，只有當“文革”結束，中國重新“走向世界”的時候，尤其是中國逐步成為世界格局中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時候，“中國故事”才有萌芽、自覺和講述(包括重新講述)的可能。隨着中國歷史進程與世界體系的互動加深，其文化政治訴求亦在不斷地調整、變化。相應地，當代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在場，必然呈現出“中國故事”形態的歷時性、復雜性、包容性。

在通常的文學史敘述中，傷痕文學被視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這種側重于“斷裂”的敘事邏輯，忽略了“斷裂”表象背後國家意志的主動性和歷史的延續性。從“文革”結束到兩年的歷史徘徊期結束，恰恰是國家意志基于新的頂層設計的需要，不斷進行國家形象的自我清理和制度的自我批判的結果。把這個時期的傷痕、反思文學視為“遵命批判”、“奉旨反思”，固然有些苛刻，但確實能夠說明，這個講述歷史和傷痛的文學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國家規划及其實際的國家進程的呼應。盡管這個時期文學思潮的發生延續了前一階段的某些歷史運轉邏輯，但是因為國家意志在現實判斷、未來設想等層面的調整，決定了這兩個時期的文學 思潮在表現特征上的差異，這差異便是如何在更為寬闊的世界格局中考量自身的訴求與發展。“中國故事”的萌芽正蘊育在這種轉變中。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淺 嘗輒止的歷史反思和總結到了尾聲的時候，改革文學會應運而生。改革文學正是在重新設計的未來藍圖的指引下對現實的重新敘述、評價和規划。1978年之後的中國，經歷着從“革命中國”到“開放中國”的形象變遷，其內在的驅動力在于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正常發展的形象，而這個形象又不失中國“特色”。改革文學正 是在這個層面承擔了某種程度的建構功能，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被視為“中國故事”的起點。

身處全媒時代，以“中國故事”為視角回望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這個時段的歷史進步性、局限性以及現有文學史敘述中的盲點都能得到有效的反思和補充，從而使得這個時段的資源能夠有效地參與到全媒時代的中國文學的價值建構中。

80年代文學的歷史進步性，要從兩個方面去考量。一方面，相對于早先較為單調且價值判斷較為雷同的借鑒資源(如蘇俄文學、民間文化、第三世界國 家的文學)，80年代文學對技巧、敘述、形式等技術層面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當代文學所缺失的多元的現代性文學知識的補充。這些知識、資源經過先鋒文學的操練，在90年代以後的當代文學發展中被普及成為常識，無疑在整體上提升了中國作家的視野和當代文學的格局。這也是80年代文學的歷史進步性在90年 代以後的市場經濟語境下依然持續發揮影響力的地方。另一方面，評價80年代文學的歷史進步性還需要同時考慮到國家改革的具體進程。在“摸着石頭過河”的 80年代，“四個現代化”是一種意識形態。但是這種意識形態又恰恰生長于還未對現代性諸問題進行自覺反思的時代。因此，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文學的“改革” 在當時也就表述為文學的“現代化”，而這個現代化的訴求在今天看來也許顯得較為直接和盲目，即文學現代化的目標在于實現歐美文學特別是現代主義文學所達到的水准。然而在內容描寫受限制的前提下，現代主義在形式實驗方面所带來的審美震撼自然會成為中國作家趨之若鶩的追求。對此，我們應該懷有必要的歷史同情。彼時的中國作家對技術問題的癡迷，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中國作家被長久壓抑的文學自律訴求的盡情釋放。因此，在政治氣候依然有些陰晴不定的80年代里，中國作 家關于“走向世界”的文學現代化的想象只能在先鋒小說的形式實驗中得到極端體現。在這種想象中，內容成為退而求其次的問題，“中國故事”如何被講述才是最 為重要的。從這個角度看來，以先鋒派文學為代表的那些側重形式探索的文學思潮、現象、作品更像是80年代“中國故事”中的“惡之花”。

雖然先鋒派文學一脈在文學史敘述中被經典化，然而它們卻不足以構成80年代文學的全貌，更無法代表80年代文學。事實上，文學史敘述對先鋒派文學的經典化處理，是以遮蔽更為豐富的80年代文學現象為代價的。就在先鋒小說在文壇所向披靡的時候，新潮批評家代表人物之一程德培就看出了批評界跟隨風潮盲動而出現的遺漏，他認為1986年的文壇還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即“新聞小說”的繁榮。《唐山大地震》《中國的“小皇帝”》等報告文學作品涉及了 中國改革進程的許多焦點問題，在讀者群中引發極大的關注。但是評論界卻對這種現象視而不見。程德培所述及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在整個80年代，報告文學在社會參與、公共關懷等層面一直與改革進程保持着密切的互動關系，它們在文學傳播、文學接受中的影響力並不遜色于其他文類。從《哥德巴赫猜想》這樣 的積極配合國家政策、政治正確的宣傳類報告文學，到劉心武《五一九長鏡頭》《公共汽車詠歎調》這類側重記錄社會熱點事件的紀實小說，到程德培提及的“新聞 小說”，再到由人民文學雜志社、解放軍文藝社聯名倡議、全國101家文學期刊共同發起的“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活動(1987-1991年)，80年代的 報告文學全程參與到改革動態進程中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大到改革方案、國家進程的路徑選擇，小到家庭生活的油鹽醬醋、生老病死，這些文本大多嚴肅地揭示問 題、討論症結、提出解決方案，在整體上形成了“中國向何處”的眾生喧嘩的大討論。因此，當我們重新評價80年代的報告文學思潮時，會發現這些文本為改革探 索時期的中國保存了詳實的“社會檔案”，他們不僅歷史地呈現了中國故事的種種面相，而且其中又充滿鮮活、充沛的歷史細節。

相比于眾聲喧嘩、蘊育多種可能性的80年代和利益導向簡單而明確的90年代，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兩三年的時代氛圍顯得有些陰郁、沉悶。所以，新寫實小說的出現也並非偶然。當文學史津津樂道于所謂“零度敘事”之類的形式意義時，恰恰忽略了經驗本身的意義以及作家處理經驗的態度與歷史的關系，即理想主義的幻滅使得作家視線向下發現了市民社會的風景。盡管這是一個被動和無意識的過程，但是當市民社會的崛起在9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社會轉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和話題時，我們會發現新寫實小說無意中為轉型時期的“中國故事”中的新生現象保存了一份鮮活的經驗。90年代以後，中國作家對社會各階層及其 分化的關注，對城市經驗的多樣性、復雜性的敏感，其實都與新寫實小說存在着一定的淵源關系。另外，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說中國作家的視線向下時無意中發現了市民社會，那麼同時期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興起則與作家的視線向後有關，80年代文學中的某些文化反抗精神在“虛構歷史”中得到或隱或現的留存，這里藏有“中國故事”在此時的某些隱秘的情緒。

90年代中期至今的20余年是一個文學樣式、文學風格、文學方法爆炸式呈現的階段。如果能夠將這些紛繁復雜的文學史現象進行歷史化描述、還原到 具體話語實踐中、恢復其中歷史社會批判，便會發現他們在以不同的視角、方式、碎片式回應着國家歷史進程。這些碎片的整合便是一個復雜、斑駁、多元的“中國 故事”圖景。在這個圖景中，我們可以重新認識、理解90年代以來文學的產生、發展，及其與歷史語境更迭的關系。這段文學史所身處的最深刻的歷史語境便是，中國加速參與全球化進程，傳媒技術飛速發展並逐漸宰制社會進程和日常生活。

總而言之，“中國故事”作為一個未經充分討論的批評概念以及觀照當下中國文學整體進程可能的視角，有可能成為重述當代文學史的有效觀念，即以全媒時代作為物質技術背景，全球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進程/國家形象作為一種信息傳播主體和載體，在三者的互動中審視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進程和價值建構。這種觀念強調，文學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話語的實踐性、建構性，更強調文學與社會歷史的互動甚至是博弈關系。簡而言之，如何在文學史、歷史、政治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對話關系中激活當代文學“身份識別”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並將其具體化、歷史化，才是當下文學批評和當代文學史研究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