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銘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擴大幾乎成為定局的條件下，不應該簡單地幹預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對於通過政策幹預來直接調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謹慎。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跨地區移民進入城市，相對於原來的老家，他們可能收入更高了，但相對於既有的城市居民，移民群體中卻有不少人都屬於低收入者。看中國大城市的問題，要有國際視野。大城市由於其經濟結構和在一個國家中作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較高，這是全球普遍現象。

　　從中國自身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擴大，而且其擴大的速度也快於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全國總體上的收入差距。同時，由於城市人口密度較高，日益擴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將給城市的和諧發展帶來的風險不可小視。

　　大城市通常是一個國家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地，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大城市的產業必須代表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在人才充分流動的當今世界，人才的競爭趨於“白熱化”，為了吸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就需要支付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報酬。換句話來說，對於高端人才，其收入將率先“與國際接軌”。

　　而在另一端，低技能的勞動力也往大城市集聚，這是有客觀經濟規律的。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越是勞動生產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為高技能勞動力提供服務支持，同時，高技能勞動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支付能力購買各種消費型的服務，產生大量對於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高技能勞動者越是在大城市集聚，越是創造大量低技能勞動者的崗位。

　　服務業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相對來說，較高技能的勞動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貿易、咨詢這樣的生產型服務業裏。在我們掌握的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裏，如果將勞動者所在行業區分為體力型服務業、制造業和腦力型服務業的話，在更多用腦的專業服務業裏，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3年，而在制造業裏，這個數據是11年，體力型服務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在不同的城市之間，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不需要低技能勞動者呢?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數據分析顯示，恰恰是因為高技能勞動者在生產和生活中帶動了對於勞動者的需求，總體上來說，更大的城市中從事體力型服務業的勞動者比重更高。

　　在美國，高技能勞動者當中收入的分化更為嚴重，有的成了比爾·蓋茨，有的則是一般白領。同樣是在受大學教育程度的人當中，他們從事的崗位類型差異遠遠大於低技能勞動力。即使同樣是在金融行業，金融街投資銀行的白領和銀行裏普通職員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這樣，在高技能勞動者集聚的大城市，高技能者之間的收入分化也將帶動城市整體的收入差距。相比之下，在較低教育程度的勞動者之間，他們所從事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共同向大城市集聚，再加上高技能勞動者內部收入差距巨大，使得美國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高於中小城市，而且與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得更快。

　　城市規模和城市內部收入差距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在中國也存在。根據2005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總體上來說，越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中國的問題和美國還不一樣，中國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為吸收了大量外來來人口。在教育程度方面，主要還不是因為高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大，恰恰相反，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大。在當前中國發展的階段之下，大學生的創業並不普遍，而低教育水平的人卻創業活躍，這就拉開了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帶動了城市總體的收入差距。

　　隨著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未來，對於想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中國城市來說，統計城市的收入差距將是一項必要的基礎工作。屆時，收入差距的統計范圍必定覆蓋到所有常住人口，也必定要包括生活在特大城市的非本市戶籍人口，甚至有必要包括外籍人士。這樣統計出的收入差距可能會是比較高的值，政府要對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備。我特別要提醒一下，僅關注本地戶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也是不符合國際慣例的。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擴大幾乎成為定局的條件下，不應該簡單地幹預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對於通過政策幹預來直接調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謹慎。與直接幹預收入相比，更長效的政策是用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縮小居民的實際福利差距，這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這就意味著，如果未來城市要著眼於縮小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那么，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勢必以常住人口為對象。如果仍然將政策目標僅限於戶籍人口，那么，在戶籍人口內部縮小收入和公共服務差距的政策卻可能帶來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之間更大的差距。這種與戶籍相關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務差距具有“起點不公平”的性質，反而不利於增進社會和諧。

　　現實的情況下，外來人口相對聚集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服務資源與人口數量矛盾相對更大的郊區。以上海為例，最近的一項統計顯示，現在上海50.4%的80後外來人員分布在近郊區，30.9%分布在遠郊區，兩者合計81.3%，僅18.7%分布在中心城區;這些人群又主要分布在浦東、松江和閔行這三個區，三區合計占49.7%，接近一半。隨著上海市中心人口向城郊遷移，以及外來常住人口也更多集中於城郊地區，公共服務布局與人口布局不匹配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應盡早得到政策關注。

　　在大城市，如果均等化政策以常住人口為目標，那么，教育資源的空間分布不均勻問題將更為突出。以上海市的普通中學情況為例，數據顯示，在2011年，無論是看常住人口的人均普通中學數量，還是看人均教職員工數或人均教師數，上海市各區(縣)的中學發展非常不平衡，人均指標排名前兩位的靜安區和黃浦區是排名後兩位的松江區和青浦區的2-3倍。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是大勢所趨，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提出，公共服務要覆蓋常住人口。如果不認清這個大勢，不盡早對教育的空間布局調整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等到未來有更多外來常住人口要在本地獲取中小學教育的時候，城郊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問題勢必突出，不利於居民享受相對平等的教育資源獲取權。

　　(本文摘自2016年7月由世紀文景出版的《大國大城》一書)